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國家戰(zhàn)略地位更加凸顯。挖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站在新時代的前列，從中國的視角看待人類所面臨的生態(tài)問題，運用我們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參與生態(tài)文明建設，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早在16世紀，中國的典籍（如儒家經典《論語》）就被翻譯介紹到國外去。這些典籍所蘊含的中國優(yōu)秀文化思想與精神也被國外（包括西方和遠東國家）所認同、接受。近年來，關于生態(tài)文明、儒家思想和生態(tài)語言學的討論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備受關注。生態(tài)文明是一個人人關注的話題，因為它關系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們要講好生態(tài)文明的中國故事，首先要厘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生態(tài)思想的本質與內涵。

　　儒家文化中“以人為本”的生態(tài)思想

　　可以說，中國哲學的核心就是“生”的問題，即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問題。中國哲學不能離開自然而談論問題，更不能在人與自然的對立中形成任何人文傳統(tǒng)和精神。中國哲學精神是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中發(fā)展出來的人文精神。中國人的生態(tài)思想和人文精神與西方的人文主義有著本質差異。

　　儒家文化中有很多關于生態(tài)思想的陳述，千百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論語·述而篇》中有“子釣而不綱”的記載，說孔子用魚竿釣魚而不用漁網捕魚，其隱含的意義是不貪、按需而取。《論語·鄉(xiāng)黨篇》有這樣的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馬棚失火了，孔子退朝趕回來后問是否有人受傷，而不問是否傷到馬。這是為什么呢？我們可以從王陽明的觀點中找到答案。在《傳習錄·錢德洪錄》中有這么一段記載：我們對禽獸和草木都一樣有著愛，但我們用草木去飼養(yǎng)禽獸；我們對人和禽獸都一樣有著愛，但我們宰殺禽獸以奉養(yǎng)親人、祭祀祖先、招待客人；我們對至親和路人一樣都有著愛，但如果只有一簞食一豆羹，人吃了便能活命，不吃便會死，但我們又不可能同時拯救兩個人，遇到這種情形，我們只能去救親人，放棄路人。因此，王陽明認為，《大學》中所說的厚薄，是良知上自然而有秩序（條理）的，不可逾越，這就稱為義，遵循這個秩序，就稱為禮；明白這個秩序就稱為智；自始至終堅持這個秩序就稱為信。無論是禽獸與草木之間，還是宰禽獸以養(yǎng)親之間或至親與路人之間，不能兩全時就得選擇，該取舍時就得取舍，這就是道理，也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有學者認為，王陽明主張在萬物一體境界的觀照下合理地取用萬物；萬物一體境界是愛萬物和合理取用萬物的統(tǒng)一。人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為了生存，從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中取得生活所需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因此，在人類的發(fā)展史中，從來沒有否定人從自然界獲取生活所需物質的合法性。

　　儒家思想強調人的重要性和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位置，肯定天地萬物的內在價值，也要求人以仁愛之心對待自然、對待環(huán)境、對待他人，講究天道人倫化和人倫天道化。雖然人與其他生命體都是自然界賦予的，但人與其他生命體不同，人有道德意識，有仁性，有語言。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以人為中心”，重視人在萬物中的重要地位，人是萬物中最具靈性的也是最寶貴的，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起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儒家思想的“以人為中心”說的是以人的“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利益”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