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不久前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明確指出：“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以其鮮明的文化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蘊，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廣泛贊譽，彰顯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重要的精神支撐

　　在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大國執政，需要體現中華民族鮮明的民族特色，發揮我們自己的精神文化優勢。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民族特色和精神文化優勢就蘊含在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飽經風霜而不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這個民族富有一種特殊的文化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以這種“根”與“魂”作精神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過程中之所以始終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與“魂”，其奧妙就在于“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勢，對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著重要作用”。

　　“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存在發展的根基與血脈，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精神支撐。

　　卓越的治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典籍蘊涵著做人做事和治國理政的道理。這些“道理”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提供了卓越的治國理政智慧和深刻的方法啟迪。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馬克思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任何一個國家的治理方式，都會打上自己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的烙印，只有汲取前人的智慧和力量，才有助于我們找到破解今天各種難題的金鑰匙。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善于總結歷史經驗，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不僅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且也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也是在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基礎上內生演化、長期發展和不斷改進的結果。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許多思想精華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提供了重要思想啟迪和智慧借鑒。比如古人強調的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以民為本、富民樂民的思想，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等，都蘊含著深刻的治國理政智慧。對這些富有價值的傳統思想觀念我們要認真繼承并賦予其新的內涵，使其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為推進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發揮其特有的借鑒作用。

　　深厚的文化底蘊

　　胸藏文墨懷若谷，腹有詩書氣自華。治國理政必須具備堅實深厚的文化基礎和文化底蘊，離開這種堅實而深厚的文化基礎與底蘊，任何國家治理過程和效果都會顯得蒼白無力和缺乏底氣。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釋、道、墨、名、法、兵等諸家學說，孔子、老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董仲舒、韓愈、朱熹、王夫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都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思想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為后人認識自然、社會和自身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啟迪。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無不滲透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蘊含著中華民族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傳統價值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蘊含著“革故鼎新”“諧和萬物”“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天下為公”等傳統文化理念；“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蘊含著古人關于“小康”“大同”理想境界，“自強不息”“革故鼎新”等傳統發展理念，“治國者必以奉法為重”的傳統崇法精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等傳統從政理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奮斗目標則蘊含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等傳統愛國理念。

　　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理念之所以如此富有深意，新思想之所以如此富有魅力，新戰略之所以如此富有穿透力，與其富有深厚的傳統民族精神基礎和傳統文化底蘊是不能分開的。

　　豐厚的思想營養

　　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猶如一道道精神盛宴和文化大餐為后人提供了豐厚的思想營養。

　　治國理政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營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許多精辟思想觀念和經驗方法，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智慧結晶，也是中華兒女萬眾一心、攻堅克難的精神依托。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治國理政離不開具有思想和精神“滋養”作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古代志士仁人們追求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等，都是對后人具有明顯“滋養”作用的“思想營養品”，是當代中國人需要傳承弘揚的“精神之鈣”。

　　中華民族在處理人與自然等主客體關系中長期歷練形成的那些具有“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意義的思想理念，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等；在處理人與社會關系中長期歷練形成的那些具有鮮明道德價值的中華傳統美德，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恪盡職守、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情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辱觀念，扶危濟困、見義勇為的責任意識等；在處理人與人及其他人文關系中長期歷練形成的那些具有人文教育意義的思想觀念，如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觀念，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美學追求，儉約自守、中庸致和的生活理念等，都是對今天治國理政具有重要啟示作用的思想方法。

　　鮮明的價值導向

　　治國理政還需要有鮮明的價值導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價值引領，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華文明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價值體系，如古人強調的“民惟邦本”“敬德保民”；“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喻于義”“君子坦蕩蕩”等，都是具有很強價值意義的思想理念，我們今天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營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傳承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寄托著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上下求索、歷經千辛萬苦確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載著我們每個人的美好愿景。”中國古人講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涉及個人層面、社會層面和國家層面的價值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既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體現了當今時代精神。

　　堅定的責任擔當

　　治國理政須富有強烈的責任擔當，這種責任擔當要靠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賦予其堅定的意志品格和超常的精神力量。

　　中華傳統文化歷來強調責任擔當。我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抱負和宏偉志向。古人強調的“位卑未敢忘憂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崇高精神理念，無不體現了古代志士仁人那種強烈的責任擔當精神。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自覺地肩負起了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黨的歷代領導在治國理政過程中都高度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不僅把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提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位置，而且把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把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戰略工程來推進實施，這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的一項重大舉措。

　　治國理政是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系統工程，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這個總體戰略工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科學規劃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定能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創新過程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輝煌。

　　（作者：韓振峰 系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