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于世界大國來說，軍事力量走出去執行海外任務不是什么新鮮事。從航海大發現開始，軍事力量就一直是大國維護利益的保底手段，甚至“商船跟著艦隊走”一度成為大國利益拓展的重要模式。當前，隨著國際制度和規范的建立與完善，大國軍事力量海外運用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多新變化，但軍事力量仍然在維護拓展國家利益過程中發揮著特殊作用。透過世界大國軍事力量走出去的歷史烽煙，我們既能看到他們之所以成功的經驗，也能看到他們“觸礁”后的教訓，他山之石可攻玉，研究思考外軍建設中的得失成敗，對我們更好地捍衛國家利益不無裨益。

　　軍事服從于政治。“軍事力量走出去”是一種為實現國家利益而采取的理性行動，反映了國家的現實戰略需求。歷史上傳統大國軍事力量走出去，都有明確的國家目標導向，都經過了精心的謀劃設計。在長期的軍事力量海外運用中，這些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注重境外基地體系建設，打造戰略支點

　　西方對于海外基地重要性的系統論述，始于美國戰略理論家馬漢。但歷史上大國對于海外基地的重視，卻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在完成對黑海南岸諸城邦的征服后，就曾經把現屬土耳其的錫諾普和特拉布宗作為海外遠征的支撐點。近代西方崛起的過程中，其對海外基地的重視程度更為顯著。馬漢認為，沒有軍事基地，戰時的作戰艦艇將會像陸地上的鳥一樣，不能遠離自己的海岸。正是因為基地這種特殊重要的作用，所有大國無一例外地都把海外基地和補給點的建設放在突出位置。

　　歷史上大國建立基地和支撐點，或通過商業收買，或通過簽訂條約，還有的通過強行租借或者永久性駐扎造成既成事實，以實現對戰略要地的占領，有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18世紀初，英國海軍在與法國海軍的對峙中，就是憑借武力奪占直布羅陀海峽，牢牢控制了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獲取了長達幾個世紀的海上主動權，至今直布羅陀仍然控制在英國手中。

　　近現代以來，大國建立基地趨于使用更為和平、合法的手段。一戰、二戰結束后，美、英、法等大國都曾通過建立安全聯盟、簽署協議等方式，對原有基地體系進行了拓展和強化；冷戰結束后，大國建立海外基地的努力帶有更為“溫和”的色彩，有的通過向駐在國提供政治支持和安全承諾，有的是在駐在國國內或周邊局勢動蕩時趁機而入、爾后形成永久性駐扎，也有的是用經濟援助換取軍隊的駐扎權，等等。冷戰后美國在羅馬尼亞建立的四個永久性基地以及俄羅斯在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的軍事基地，都是通過上述一種或多種手段建立起來的。美國在中亞國家的基地就是在“9·11”之后、中亞各國反恐形勢嚴峻的情況下獲得的。

　　目前，在世界主要大國中，美國在全球建有600余處基地，俄羅斯和英國在海外的永久性基地和臨時駐扎點各約20處，法國在10個國家設有海外基地。這些海外基地的存在，不僅使大國的海外軍事行動有了可靠的支撐和保障，同時也大大拓展了軍事力量的覆蓋范圍，增強了反應能力。

　　注重攸關地域深耕細作，凝聚合作共贏紐帶

　　實現大國軍事力量走出去，獲得可靠的海外立足點是重要前提；而軍事力量能否在海外立得住并有效發揮作用，則取決于相關國家政府和民眾的支持程度。主要大國在軍事力量走出去的過程中，都極為重視爭取當地政府及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一方面，這些國家善于利用殖民時代的遺產，通過與前殖民國家在語言文化上的天然聯系，不斷強化政府間以及民眾間的情感紐帶。以法國為例，前西非國家殖民地獨立后，法國仍未放松對這些前殖民屬地的經營。筆者在西非國家科特迪瓦維和期間，曾親眼看到法國政府和民間組織開辦的學校、醫院遍布全國，科特迪瓦民眾對于前宗主國法國的歷史、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充滿仰慕向往之情，在那種氛圍當中，我們不得不感慨前殖民國家仍然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另一方面，大國也非常善于通過經濟援助、軍事援助的方式，加強政府間的政治、經濟及軍事聯系，強化這些國家對自身的依賴程度。

　　進入新千年以后，法國是西方大國中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發展援助最多的國家。2003年法國確定了未來10年的援助目標，2007年對外發展援助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0.5%,2012年繼續提高到了0.7%,援助的重點就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前殖民地區。在軍事援助方面，英國軍隊長期為南非和肯尼亞軍隊的訓練提供支持，并通過向埃塞俄比亞、烏拉圭和烏克蘭等國派遣培訓人員，提高伙伴國家的軍事能力；法國則在非洲建立起了17個地區性培訓中心，并早在1997年就啟動了著名的“非洲維和能力強化項目”。英國的海外軍事行動往往采取民事行動在先、軍事行動在后，并且在整個行動過程中，非常注重民事行動和軍事行動的協調與配合，以民掩軍、淡化海外行動的武力色彩。大國對于相關國家的精心經營，解決了軍事力量走出去能夠立得住、走得遠的問題，為軍事力量在特定任務區域內能夠持久、有效發揮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注重完善海外反應機制，搞好風險應對

　　大國軍事力量走出去，不僅是要顯示國威軍威、樹立大國形象，更為重要的還是要解決現實問題。冷戰結束后，在國際形勢總體和平穩定的大背景下，地區性的危機和沖突仍然此起彼伏。這些危機沖突,問題觸發點多，具有很強的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由于大國的利益遍布全球，一旦危機爆發，往往會對這些國家的地區性利益造成嚴重沖擊。

　　為了有效維護自身利益，世界主要大國都把完善海外危機預防與反應機制作為關鍵一環。英國政府在2011年《建立海外穩定戰略》中提出:“盡早識別海外的新興危機、快速反應加以制止，或是應對尚未出現的動蕩與沖突，是符合英國利益的。”為了加強預警能力，英國以國際發展部、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國防部以及內閣辦公廳等部門為基礎，成立了專門的海外穩定督導組，重點關注全球沖突和動蕩風險較高地區，每半年發布一次《存在動蕩風險的國家之評估》報告，對那些沖突和動蕩風險大的國家以及事關英國重大利益的國家進行評估。在提高快速應對能力方面，英國專門建立“早期行動基金”，每年撥款2000萬英鎊，以便對臨時突發行動提供資金支持；為應對突發危機事件，英國還專門成立了“穩定反應小隊”。2011年5月，第一支“穩定反應小隊”已經部署于利比亞，成為英國政府處理動蕩和沖突新的重要工具。法國2013年《國防與國家安全白皮書》也提出，法國將擁有一支5000人的國家應急梯隊并使其時刻處于戒備狀態，并隨時可以組成一支2300人的快速反應聯合部隊。海外危機預防與反應機制的建立，確保了主要大國對特定地區的局勢保持動態監控和預警，也確保了軍事力量能夠在合適的時機出現在合適的地點，對特定危機作出有效反應。

　　注重開展跨國聯合行動，保持戰略主導權

　　隨著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發展，大國軍事力量海外運用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輿論高度關注，也受到國際法一定程度上的制約。為此，跨國聯合行動成為大國海外軍事力量運用的基本樣式。

　　冷戰結束之后，美軍跨國、跨組織、跨區域的聯合軍事行動遍布全球。僅在西太平洋，太平洋美軍司令部在2014年就主導了160次雙邊和多邊軍事演習，2015年聯合演習數量上升到175次。在冷戰結束后美國進行的12次較大規模的軍事干涉行動中，絕大多數都是以多國聯合行動的面目出現的。即使被國際社會廣為詬病的2003年伊拉克戰爭，美國也爭取到了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的參與，取得了數量上的多邊效果。法國的做法也類似，2013年初法國軍事干涉馬里局勢期間，法國通過積極做工作，促使西共體承諾提供6000人的安全部隊前往馬里支援法軍。這對于法國在實施關鍵性干涉行動后及時脫身，減少強權干涉色彩，保持外交與政治上的主動性具有重要作用。

　　顯然，對于大國來說，聯合行動至少可以部分解決以下問題：平時，能夠幫助大國熟悉任務環境，錘煉部隊作戰能力；常態的聯合軍事行動事實上也形成了在特定地區的軍事存在，這有助于幫助有關大國取得地區事務的參與權和主導權。戰時，則可以有效減少軍事行動的單邊主義色彩，為軍事行動披上合法外衣；同時，借助聯合行動，大國可以很好地利用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熟悉當地環境和文化的優勢，減少行動的政治阻力并可有效減少自身傷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