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貌修復(fù)的鰲峰書院大門

鰲峰書院石碑

　　周末的福州教育學院第二附屬小學顯得格外安靜，師生們都放假了，校園一隅的鰲峰亭空無一人，這座被榕蔭庇護的紅柱水泥亭在晨光中充滿了古典氣息，亭邊有一塊石匾，上書“鰲峰書院舊址”。這是當年堪稱“東南第一學府”的鰲峰書院碩果僅存的部分，余下的皆焚毀于辛亥光復(fù)時的一場大火中。如今政府已在“二附小”對面的格致中學邊上按原貌重修鰲峰書院，過不了多久人們便可一睹昔日福建最高學府的風采，掬得歷史文化名城福州的一脈書香。

　　鰲峰書院由福建巡撫、著名理學家張伯行創(chuàng)辦于清康熙年間，時為清代福州四大書院之首。因其位于鰲峰坊內(nèi)，南面正對著于山頂上的鰲頂峰(今九日臺)，宋代狀元陳誠之高中前曾在那里埋頭苦讀，取“獨占鰲頭”之意而得名。書院以弘揚程朱理學為宗旨，以教、學、研、編為經(jīng)，以出當世名士為緯，定期從全省擇優(yōu)錄取秀才，聘各方名士講學，深受朝廷器重，康熙皇帝曾為鰲峰書院親題“三山養(yǎng)秀”的匾額，乾隆皇帝寫了“瀾清學海”的橫榜。據(jù)史料記載，書院的全盛時期為清嘉慶年間，當時院內(nèi)建有藏書樓、監(jiān)院公廨、大成殿、文昌閣、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張公祠、三賢五先生祠、正宜堂、崇正講堂、敦復(fù)齋、致用齋等樓群，有學舍140多間，可納400名考生的考棚；還修有《鰲峰書院志》，留下了書院建筑的詳盡記載和書院全圖。如今修復(fù)書院就是以《鰲峰書院志》為藍圖。

　　從1707年至1905年，鰲峰書院執(zhí)福建學術(shù)文化牛耳近200年，其間培養(yǎng)了無數(shù)棟梁之材。據(jù)《鰲峰書院志》記載，截至嘉慶十年(1805)，鰲峰書院共考取進士163人，舉人700多人。這些人當中，“上者醇茂敏達出為公卿，次亦化其鄉(xiāng)人。”其中有撰寫《鄭成功傳》的鄭亦鄒；有早期開發(fā)臺灣的藍鼎元；有為百姓秉公執(zhí)法的陳若霖；有大學問家陳壽祺；有“政事文章，經(jīng)史著述，卓然當代偉人”的梁章鉅；有為官清廉、曾國藩的導(dǎo)師廖鴻荃；有“開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等等。據(jù)悉，林則徐在鰲峰書院求學7年，一直到20歲中舉人為止，如今鰲峰亭的亭柱上還鐫刻著林則徐的名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說這里是福州歷史文化的標志和清代福建名人的搖籃實不為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科舉廢止，書院改為“校士館”，后又改為福建法政學堂。

　　“臺灣書院所定規(guī)制，大體與閩省同。蓋臺灣居民泰半為閩籍，其所建書院亦多取則于八閩，尤以受福州鰲峰書院之影響特大。”這是前臺灣大學教授張正藩先生曾經(jīng)說過的一句話。從鰲峰書院能尋著閩臺間深厚的文緣。臺灣文化大多源于福建文化，在臺灣建省之前，清朝所任命的臺灣府、縣級文教官員，幾乎都是福建人，其師資力量也主要來自福建。臺灣書院絕大多數(shù)建立于清康熙朝以后，更是深受鰲峰書院的影響；海東書院的學規(guī)，就直接復(fù)制于鰲峰書院。

　　由于臺灣當時是福建屬下的一個府，鰲峰學院這座東南第一學府就成了臺灣學子仰之彌高的最佳求學圣地。《鰲峰書院志》有載，書院建立后，“十郡士膝踠足而至”，這里所指的“十郡”，就是福建原有的九個府加上臺灣府，鰲峰書院的許多臺灣籍學子其姓名該志書都登記在冊。另據(jù)史料記載，截至1804年，鰲峰書院學生中僅取得舉人資格、有確切名姓記載擔任臺灣教諭、訓導(dǎo)的就有8人，至于沒有取得功名的鰲峰學生到臺灣任教謀生的，更是不計其數(shù)，他們把福建的理學傳統(tǒng)在臺灣廣泛深入持久地傳播開來，對開發(fā)臺灣的文化教育功不可沒。(記者 林娟 文/圖)

　　●專家點評：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長盧美松：清代福州鰲峰書院與臺灣各地書院的淵源十分深厚。臺灣書院的學規(guī)制度直接模仿自鰲峰書院，臺灣學生紛紛到鰲峰書院求學，他們學成回鄉(xiāng)后有的成為臺灣書院的掌門人，通過任教為官等各種途徑把福建文化傳遍臺灣，從文化上將閩臺兩地融為一體，影響可謂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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