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日記”只是勤政紙老虎
不能不承認，這個全員寫日志和建立檔案的方式，把干部每天履職情況記錄下來，本身是件相當好的制度。假如不考慮道德風險，每一個干部辦不成具體事，他是萬萬沒有“奇貨”可寫在日志上，勤政或是懶政，全躍然于紙上，干部會爭先恐后地投入到“抓具體事”、“沒有具體事也要創造具體事來抓”的新風貌。
但恰恰就是“一則日志就讓干部改頭換面”的理論設想，本身又否定了這一行為的必要性。因為靠一張紙的空白與否，就能驅動勤政熱潮的干部，不是道德圣徒就是良心君子，這樣的“好干部”，又何必通過日志來喚醒他們“抓具體”的熱情呢？只要一句感人的催促，他們就會做出與職務相稱的工作業績。
那么，我們來設想道德風險和代理風險下，以“性本惡”假設為基礎，把1039名科級以上干部預設為一群不靠制度上的懲戒就干不出“具體事”的“惡干部”，同樣也會得出日志“抓具體”法也不靠譜的結論。在道德風險因素下，每一個干部都會有一個共同的趨利避害的選擇，在無“具體事”之時，就會杜撰一則“具體事”來應付，人人效仿之后，這項“制度創新”終于會成為一個形式主義的傀儡。如考慮代理風險，主管干部在查驗手下干部“具體事”時，由于考慮到自己的業績考核，就會以犧牲真實性來維護造假的正當性。
現在我們轉過來看“具體事”的概念。不同的崗位，有不同的“具體事”，有些崗位只要求動嘴，專說別人壞話，如監督和監察崗位；有些崗位則要實干，如統計崗位要一項一項查核數據；有些崗位是務虛的，做理論研究，更多時候要孤獨地守在研究室長期思考一個問題。所以，光是把“具體事”說成“干事”，反之就是“不干事”，恐怕不是很科學的分類方法。
當前干部管理，主要矛盾在于激勵不足和決策不科學，在于編制不合理和人浮于事等現象。機構臃腫本來就無事可做，又何談哪門子“具體事”？沒有對“具體事”相對獨立和公正透明的評價機制，又何談“具體事”的對與錯？只談“干事”，不談事本身的“對與錯”，也不談結果的“好與壞”，這樣的具體事越多，越會對當地發展造成阻礙。很多浪費驚人又百無一用的政績工程，就是在“干事”、“干具體事”的旗幟下出臺的。
《新華視點》去年11月25日曾披露，北京門頭溝體育中心，2008年才斥資上千萬元翻新，不到一年就要被拆除；福建投資千萬的小學沒使用幾年就要被推平，四川兩河森林公園短短三年間，在同一個地方兩次重復建設耗資數億元的主題公園……這些哪一項不是要命的“具體事”？一句話，教條主義式的“抓具體”，不論它放在日志上還是不放在日志上，不論它收入檔案室還是沒收入，都只是勤政的“紙老虎”而已。（和靜鈞，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