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大媒體接連報道了多起網絡造謠、傳謠者被刑事拘留的案件。如何懲治這些網絡造謠、傳謠者，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

　　雖然網絡在信息交流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便利，但與此同時，網絡也給謠言的編造和傳播插上了 “翅膀”。近年來，網絡造謠、傳謠現象愈演愈烈，通過有組織地造謠、傳謠，以蓄意誹謗公民個人、策劃網絡熱點事件來非法牟取暴利的事件頻頻出現。通過分析不難發現，時下網絡造謠、傳謠呈現出四個特點：一是有組織的網絡水軍、網絡推手、網絡公關公司，通過發帖、刪帖、炒作、造謠，制造社會熱點，借機牟取經濟利益；二是因個人問題編造謠言，打擊報復、發泄私憤；三是一些微博“大V”為了博取眼球、賺取粉絲，不辨是非甚至捏造不實信息；四是假借“網絡維權反腐”編造謠言并惡意傳播。

　　網絡社會絕非法外之地，對于網絡造謠、傳謠行為的規制，我國諸多法律法規予以了明確，如《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國務院《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這些規定均明確了網絡造謠、傳謠者的法律責任，而最嚴厲的處罰莫過于刑罰。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中，網絡造謠、傳謠者可能涉及如下犯罪：當行為人編造并在網絡發布相關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此類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就可能構成《刑法》第291條之一規定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當行為人利用互聯網侮辱或者誹謗他人，就可能構成《刑法》第264條規定的侮辱罪和誹謗罪；當行為人通過網絡捏造并且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就可能構成《刑法》第221條規定的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當行為人以造謠、誹謗或其他方式煽動他人實施某些違法犯罪行為時，就可能構成刑法規定的煽動類犯罪，如《刑法》第103條規定的煽動分裂國家罪，第249條規定的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等。除此之外，如果行為人以占有為目的，利用相關網絡信息，以敲詐、欺詐等手段非法獲取他人財物的，還可能構成敲詐勒索、詐騙等犯罪。所有這些犯罪，刑法均規定要對行為人處以有期徒刑、拘役等輕重不同的刑罰。

　　應當看到，網絡造謠、傳謠行為已突破了道德底線和法律底線，成為網絡“毒瘤”和社會公害。詳言之，網絡造謠、傳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嚴重影響他人聲譽和正常生活；二是損害社會誠信，破壞社會公共秩序和經濟社會秩序；三是增加社會管理成本。

　　此外，在現代社會中，“網絡反腐”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手段和途徑。但是，如果以非法手段或方式并通過網絡進行傳播，所謂的“反腐”則不可取。一些網絡反腐者利用一些民眾的 “仇官”、“仇富”情緒以及“獵奇”心態，搶先占領輿論高地，意圖利用網絡輿論來影響司法公正。同時，在“法不責眾”的群體心理和一些別有用心的“網絡推手”推動下，網絡反腐還往往演變為“網絡暴力”和網絡群體極端事件，而濫用“人肉搜索”，以監聽、跟蹤甚至雇傭私人偵探等手段開展所謂的“調查”，實際上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這些行為損害了社會的安定有序，而只有在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中，才有可能開展有效的反腐。（作者劉憲權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