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很多人預料的那樣，備受關注的北京大興摔死女童案一審宣判，北京市一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主犯韓磊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意料之中的死刑判決，在給受害人家屬帶去一點點慰藉之后，留給大眾的卻是更多的痛楚與無奈。

　　現代社會，死刑是一個爭議頗多的話題。對極端惡劣的犯罪分子判處死刑，最直接的功能仍在于對同態復仇的心理慰藉，它讓受害人及其親屬得到一時的精神補償，但暴力犯罪所撕裂的傷痕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醫治，甚至因為犯罪造成的物質上的損失有時都難以彌補。從死刑的局限性來看，摔童案的死刑判決，雖然與輿論的期待相吻合，也滿足了受害人的心理訴求，但因此造成的社會裂痕，卻無法在司法裁判中得到修復。

　　如果把犯罪現象當做是對正常社會關系的破壞，那么對犯罪的司法追究有時并不能完成對犯罪后果的救贖，它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造成另一種社會創傷。摔童案中，單純的司法評判只會考慮被告人是否意識清醒，主觀上是否知道所摔的是孩子；至于被告人為何如此泯滅人性地暴力行兇，法院在判決中所形容的四個“極”字的犯罪惡性從何而來，這樣的社會暴戾之氣又該如何消解，法官無能為力作出回答。一紙死刑判決在肉體上清除了某個暴力犯罪的主體，卻無法從根源上探尋此類暴力犯罪的社會原因，并開出有針對性的藥方。

　　所以說，即便各方都對摔童案的判決結果表示認同，也不能終止我們對極端暴力犯罪根源的追問。而剖析每一樁悲案的發生邏輯，表面上都有犯罪個體的心理因素，但更深層面則反射出我們所賴以生活的這個社會，缺乏對類似犯罪個體充分的關注和包容，缺乏對個體極端暴力心理的疏導和矯治。客觀上分析，每個正常的社會都存在一定量不正常的人，他們構成了社會所應當特別幫扶的對象，如果不能及時通過一定的社會機制，將他們引導到正常的生活軌道，這些人便很容易成為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社會上客觀存在的一些“病人”如果長期得不到救治，那些原本不具有多少犯罪傾向的人就可能滑向暴力犯罪的深淵。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每一個向往社會安定的人，都是社會本身；我們對待身邊人尤其是那些“看不順眼”的人的態度，就構成了一種看不見的社會機制；而我們從暴力犯罪中所遭受到的傷害，也都最終與我們如何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息息相關。（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