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稅已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草稿”的說法，很快被辟謠，但有關遺產稅的爭議，仍然成為輿論熱點。不能說它是“空穴來風”——早在2004年，就有課題組受國稅總局委托，起草《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2010年又對其進行了修訂，所謂80萬元起征點的內容，就出自這個草案。今年初發布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也有“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問題”的提法。

　　這些似乎都說明，遺產稅作為一種政策選項，已在考量之中。如同個稅一樣，遺產稅可能對大多數人產生影響，它該不該征，如何征，起征點將是多少，也就備受注目。

　　支持者認為，開征遺產稅，對整個社會具有積極意義，既能改變貧富懸殊的現狀，又可以改變人們的財富觀念，激發年輕一代的創業精神。社會財富分配的失衡，讓人們對遺產稅寄予厚望，很容易就以美國的遺產稅為例，來論證其對消彌貧富差距的貢獻——正是有了遺產稅，美國的富人，比如比爾·蓋茨，才會捐出大筆財產。

　　不過，遺產稅對“公平”的貢獻，基于這樣的前提：

　　相關部門對個人財產狀況清晰掌握。中國社會的一大現實是，灰色收入大量存在，即個人財產往往處于不透明狀態。別的不說，以官員財產申報為例，其準確率能占到多大比例？“表哥”“房叔”的一再出現，至少說明，受到“監管”的官員財產，尚且是一筆糊涂賬，遑論其他公民的個人財產？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的遲遲不能實現，也印證了弄清楚個人財產有多難。

　　財產狀況不清，就會使得一大批人（他們往往非富即貴）“成功”逃脫納稅。其結果，會像個稅一樣，讓遺產稅成為“工薪稅”。所謂的“劫富”，也就是一種幻覺。真正的富人，完全可以移民或將財產轉移至沒有遺產稅的國家，如此一來，還有多少公平可言？遺產稅又如何能實現收入的再分配？

　　還有，起征點定在多少合適？巨大的經濟發展差異，意味著相同的起征點在不同地區，有著先天的“不公平”性。房產如何計算？兩代人辛辛苦苦買一套房，好不容易還清了貸款，房價也上漲了，超過了遺產稅的起征點，要繳稅了，算不算“劫貧”？

　　或許這些都是外行意見，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眾的疑慮，另有一些事實也需要提及：

　　各國政府開征遺產稅，多出于財稅上的考慮。比如，澳大利亞與美國皆在一戰時開征遺產稅，以補益戰時開銷。

　　開征遺產稅或遺產稅稅率較高的國家和地區，與不開征或稅率較低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其實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自1978年澳大利亞成為首個取消遺產稅的發達國家后，在稅務競爭的壓力之下，多個國家和地區紛紛步其后塵。30年來，有20多個國家與地區取消了遺產稅。

　　香港地區于2006年取消遺產稅后，雖然政府的稅收略有減小，但境外投資的流入，增加了香港經濟的活力，也為港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有關稅收的愿景（比如“劫富濟貧”）和稅收的最終結果（比如工薪階層承擔主要稅負）時常矛盾。遺產稅的微妙在于，它既迎合了人們對減少貧富差距的“公平”想象，又滿足了政府增加稅收的需求——這是開征遺產稅的一個不便“宣揚”的重要理由。

　　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曾經說：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一個經驗，就是不要輕易去提加稅的建議。因為這個建議很容易被政府采納，政府最容易聽的意見就是加稅的意見。只加不減怎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講了很多年國民收入分配當中居民比例低，但是加稅很容易變成政策，減稅非常困難。政府出臺加稅政策的同時，告訴你在其他領域怎么減稅，這才可以使得總體稅負在國民所得中居于恰當位置。

　　遺產稅的主要功用不該是增加政府稅收，真想讓它達到“公平”預期，就必須審慎考慮社會現實及他國經驗。匆忙出臺，只會增加新的不公。(馮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