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關于“延遲退休”又有解釋傳來：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表示，我國將采取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方式，以一年提高幾個月的“邁小步”方式進行。對于雙軌制的問題，胡曉義的回答是“將適時出臺措施解決養老金雙軌制”，但“并軌目前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對于延遲退休從哪個群體開始的問題，他回答“可能會考慮從現在規定的退休年齡最低的群體開始”。

　　媒體的解讀對象因此由之前盛傳的“機關事業單位”，轉向了“退休年齡最低的群體”。有分析指出，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齡男年滿55周歲，女年滿45周歲。這意味著，所謂“退休年齡最低的群體”至少包含了重體力勞動者，而他們幾乎是延遲退休政策討論時反對聲浪最高的群體、被預計利益受損最大的群體。

　　媒體的解讀或有斷章取義之虞，但也展現了公眾的改革焦慮。從延遲退休最初論證時開始，民眾就普遍憂心，此項改革會產生保護既得利益者、剝奪弱勢群體的效果，與改革設計的價值指向相反。原因就在于，這項改革是建立在雙軌制造成的社會不公現象基礎上的，無論設計者的初衷如何，客觀上都是對后者的默認和遵從。

　　基于今天的改革情勢，延遲退休與打破雙軌制不得不同時推行，而養老金并軌則應是延遲退休改革的基本條件。一者，從改革的基礎上講，打破雙軌制意味著將所有單位都納入現代社會的保險制度，或者說徹底改變了以單位為基準劃分養老金的方式，讓延遲退休改革的對象變成了一個相對“均質化”、相對統一的群體，改革要考慮的參數和變量都能夠大幅簡化；二者，也是更重要的，雙軌制的打破為延遲退休的正義性提供了支點，避免了改革在操作過程中因既得利益掣肘、牽制而發生的變形。如果不先厘清這個問題，就等于改革在正義性上出現了曖昧，其能取得的共識和支持可想而知。

　　從延遲退休的種種討論中可看到，民眾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會自動站隊，劃分體制內、外的立場；改革的任何動向一出現，也會首先面對在二者之間維護誰、對誰有利的輿論炙烤。即使操作部門一再解釋“延遲退休年齡的問題是作為社會總體政策來研究，并不是單對哪一個領域的就業群體來研究”，但其所面臨的改革對象卻是確定無疑的兩個群體，恐怕并不能黏合成一個“社會總體”。

　　雙軌制改了多年，但“仍未有明確時間表”。這個邏輯上在先的改革不但沒有先推行，現在看來，連跟上延遲退休的節奏都相當勉強。這其實也預示了延遲退休到底能取得什么樣的成果。推而論之，今天已經不是“只做，不爭論”的改革初期，如果一項改革只論實用性、而不能在正義性和公平性上站得住腳，那么它能走出多遠還真令人憂慮。(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