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觀察》連續刊發了《公務員：這一年少掉的福利》、《公務員隊伍開始動蕩了嗎？》等系列文章，反映當今部分公務員的生態和心態。一位曾在上海市級機關工作的80后公務員，看完報道后給編輯部發去一篇文章，談他辭職的心路歷程。

　　這位公務員稱，他的一些同學和朋友，不乏投行高管、大型企業的法務主管、外資所知名律師、投資公司的資深研究員……有的已擁有600萬以上級別的房子，有的股票賬戶里至少有7位數字；他們的很多子女讀的是私立學校，還準備要二孩……而自己在機關里，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社會關系是“領導加同事”。在人生已步入而立之年的那一刻，深深感覺到自己是失敗者。

　　從這名公務員的描述看，他目前的幸福指數很低。人的幸福指數高低，取決于比較的參照系：如果向上比，那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永遠都要處于下風，將永遠不幸福。如果是向下比，就會發現自己比參照者更好，幸福指數就會徒然飆升。

　　這位公務員只看到高管、主管和別人的豪宅、股票賬戶等等，卻沒有發現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非公務員的同學朋友還在為基本的房子票子憂愁，還在為“脫光”努力，還在為子女上學東奔西走，還在為看病治病左支右絀……這就是所謂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顯然，公務員未必位于中國社會的金字塔尖，但也絕不是社會低層群體，起碼在“貧下中農”之上。

　　一些公務員有諸如此類的抱怨，說明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公務員應該是高人一等的，應該是先天下之樂而樂的。有了這樣的期許，自然就有更高的待遇標桿，就有“比上不足”的失落。

　　趨利避害、攀高避低是人的本能。作為社會個體，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好的生活是無可厚非的。但在理論上，只要你選擇了當公務員，實際上就選擇了服務于民的道路，就不能期待處處事事高于大眾的富貴生活。

　　現在一些公務員開始抱怨待遇的“不公”，一方面確實說明一些有才能的公務員得不到應有的賞識和待遇，反映了我們的干部體制并非憑借德、才、能上位的；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人一開始就把公務員視為升官發財的快速通道，以致在這個通道上稍有不順，就產生抱怨情緒。

　　這樣的抱怨出現在對官員的約束越來越嚴苛的當下，更證明了過去對公職人員約束太少，使他們滋生了驕嬌二氣，因而無法適應目前只是稍稍收緊的束縛。

　　前不久就有一篇報道說，如今的禁令越來越細，公務員越來越不好當了，一些人開始另謀高就了。有這種不適應感的公務員可能只看到在發達國家，官員的薪酬也許比我們的官員高；但他們沒看到，那些國家的官員所受到的監督和制約遠比我們嚴格。他們一言不慎一行不正，就可能受到媒體和民眾的窮追猛打，甚至因此下臺。在監督無處不在的體制下，那才叫“官不聊生”！

　　公務員過去享受太多的“幸福時光”，現在開始有了約束感和不適感，并出現了抱怨或離職，這無疑是體制歸復本位，是民眾的福音。當然，對公務員工作質量和用人標準的抱怨，那又另當別論了。（何 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