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保證立法質量。立法引領改革，不僅要注重解決法律有沒有的問題，還要切實解決法律適不適應、管不管用的問題。

　　在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首次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傅瑩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一個很重要的職責，是要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用立法引領改革，該制定法律的就制定法律，該修訂法律的就修訂法律，該廢止的就廢止。要讓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據，使改革在法治的軌道上順利地向前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此前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全國人大作為立法機關，無疑重擔在肩，而用立法引領改革，不外乎兩個方面，即“破舊”和“立新”。

　　一方面，要將法律的清理修改工作再提速。隨著時代的發展，有的法律已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變化，有的法律是不同時期制定的，存在銜接不暢的問題，還有的法律規定較為原則，操作性不強，迫切需要對現有法律的制度設計和實施狀況進行評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相應的完善，該修改的修改，該廢止的廢止，以免阻礙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傅瑩提到的行政訴訟法就是一個典型。該法脫胎于計劃經濟時代，已很難適應當下需要。在制度設計上，該法規定的受案范圍過于狹窄，使很多侵害民眾權益的行為無法納入司法審查范圍；起訴門檻過高，客觀上導致了公民告狀難；對行政權力規制不夠，導致了行政機關不愿當被告、不積極履行應訴職責、漠視法院司法權威等情形一直是行政審判自身難以克服的“頑疾”。從實施效果上看，行政訴訟立法上的弊端集中體現為受案數畸低、行政機關敗訴率低、行政案件服判息訴率低，而申訴上訪率居高不下。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和應對。

　　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立法機關要有時不待我的緊迫感，并有所作為，才能真正實現讓改革于法有據。

　　例如在公權的約束上，除了要修改許多法律以外，還需要加快許多法律的立法進程，使對權力的規制更加周延。比如，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需要對稅收設定主體和征收條件重新厘清法律界限；為改進輕微違法行為的教育矯治效果，需要加快修訂社區矯正法；為全方位使政府權力運行規范化、透明化、責任化，必須加快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進程等等。

　　可以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立法機關明顯加快了立法進程，不僅修改了大量與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相關的諸如《公司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還有重點、有針對性地開展行政訴訟法、環境保護法、預算法等涉及重大利益和權力格局調整的立法論證工作。

　　當然，立法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保證立法質量。立法引領改革，不僅要注重解決法律有沒有的問題，還要切實解決法律適不適應、管不管用的問題。為此，既要完善法律草案征求意見和公眾意見采納反饋機制，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又要充分發揮人大和人大代表自身的主體作用，切實解決社會反映強烈的立法部門化、利益化的突出問題。如此才能制定出高質量、管用的法律，為改革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