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政府采購法》正式實施。從2002年到2012年，全國政府采購規模由1009億元增加到13977億元，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也相應由4.6%提高到11.1%。政府采購高速發展的同時，采購價高于市場價，甚至產生“天價”采購的情況頻現。(4月16日《中國青年報》）

　　當年立法機構醞釀《政府采購法》，正是希望以法律形式，實現對政府采購的有效監督。但遺憾的是，從實踐來看，《政府采購法》實施后，并沒有帶來采購規模的縮減。

　　為什么“法理上占盡優勢的《政府采購法》”，其監督卻會失靈？法律學家們說得很明白，現行《政府采購法》與《招標投標法》相沖突。在實踐中，各政府部門更多地遵照《招標投標法》辦事，因為后者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現有政府采購的行政管理體制。故而，盡管《政府采購法》已經頒行，并且也在法條中明確了采購項目包含“貨物、工程和服務”，但具體到執行，這些精致的設計因利益固化藩籬的存在，終成“一紙空文”。

　　從理論上說，旨在監督工程領域的招投標問題的《招標投標法》事實上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其相關精神完全可以吸收進《政府采購法》。因為從監督對象來說，《招標投標法》要監督的也是財政的錢該怎么花的問題，這和制訂《政府采購法》的目的殊途同歸。具體到執行，如果再根據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懲罰標準，把采購貨物、服務人為地分成兩段，不恰好給了投機分子鉆法律空子的利益空間？

　　但就實際而言，將《政府采購法》與《招標投標法》兩法統一，并非易事。根據《政府采購法》，政府采購的監督部門為各級人民政府的財政部門。而在《招標投標法》中，這一權力則散布于各個部門，自監自管。因而，如果要并軌，就勢必要削減這些部門的權力。從實踐角度而言，“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動靈魂來得艱難”，這些部門必然不甘心權力的收繳。這就需要引入外部監督力量，推動政府采購經費使用的公開化，倒逼政府部門理念轉型，接受兩法的并軌。

　　從現實來看，這種公開已初見效力，今年3月19日廣州市政府各部門2014年“三公”經費預算首次實現全口徑公開，其中明顯屬于政府采購領域的多部門公車購置費預算為零。如何從這種預算下降現象，上升到制度性的監督，繼而實現采購監督權的并軌，需要更高層面更大膽的改革與推動。

　　當然，更重要的是，通過《政府采購法》的深化與落實，借此形成統一、開放的政府采購市場。因為政府采購亂象，說到底仍是權力與市場聯姻的鬼把戲。把政府采購權關進《政府采購法》的籠子，自然也需要把市場建設成陽光透明、統一開放的市場。唯有規則清晰，充滿競爭，充滿陽光，讓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有參與政府采購業務的權利，把每一個接受政府采購業務的市場參與者，都約束在法律的天平上，政府采購因非市場因素而只買貴的現象，才會大幅度減少，節約財政支出，把錢花在刀刃上的期望才會變成現實。（楊興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