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名云南新興職業學院的大專學生，在該校大理分校完成學業后，返回昆明校本部時，卻被告知他們的學籍不在校本部，而在遠在云南文山的三鑫職業技術學院。（《京華時報》8月25日）

　　學籍之于學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數百名學生的學籍被“調包”，甚至兩三年間“無人知覺”，這實在是令人拍案稱奇的一樁公案。當年的錄取通知書上，印著云南新興職業學院與云南大理農業學校聯合招生，招生老師亦告知學生在大理分校上兩年學后，可回到校本部上學。然而，分校的書念完了，竟發現學籍落在了三鑫職業技術學院。個中原委也很簡單：2013年教育部下發文件，嚴格規定醫學專業不能與非醫學專業的學校聯合辦學。不過，借著聯辦學位而瘋狂招生的游戲并未止歇。“新興”招多了，“三鑫”吃不飽，暗通曲款后，就是眼下的局。相關學校的解釋很有趣，說本來是打算錄取以后“再給這些孩子轉學，后來大家都很忙，就把這事耽誤了”。這一忙，忙了兩三年，忙到數百學生的學籍成了懸案。

　　一言以蔽之，違規聯合辦學在先，緊接著是違規招生，于是不明真相的學生成了砧板上的魚肉。正如業內所言，“學籍調包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從表面看是民辦高校的生源不足所面臨的發展困境，而實質上是一些民辦高校打著‘聯合辦學’‘合作辦學’的幌子，搞利益分賬。”分賬還是分贓，不過說法之別罷了，真正的問題是兩個：一則，為什么學生對自己的學籍情況數年間一無所知？高校是不是有責任和義務告知學生其基本學籍情況？二則，為什么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對大面積“李代桃僵”之舉不知不覺？如果被“調包”學籍的學生不是234名，而只是幾十個且“安撫工作”做到家，這事兒是不是就風輕云淡不了了之了？

　　眼下的高招市場，已從賣方市場逆轉為買方市場。中國教育在線最新發布的《2015年高招調查報告》顯示，雖然去年和今年的招生人數有所增長，但生源下降已不是近一兩年的問題，而是長期的大趨勢，高校招生難已成常態。比如，北京一直被視為“高等教育聚集地”，高招計劃卻每年都在減少；在高考生源大省廣東，2014年有上萬個計劃數沒有完成；被認為難上大學的河南，高招計劃也已連續3年未完成。在高校招生難的大背景下，民辦高校的日子當然更不好過，于是就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在高招亂象中，民辦校本就是多發地、高發地；二是在監管與自律層面，民辦校亦是最為薄弱的環節。這時，如果類似學籍等核心要素的監管還是牛欄關貓，豈不是指望學生化身“維權斗士”？

　　生源危機本質上是生存危機。近年來，一些民辦校學籍“調包”甚至消失等事件，已不是偶發個案。學生及家長多個心眼固然重要，最為根本的，還是行政監管要少些想當然，多下去跑跑，在起底招生“潛規則”的同時，捍衛底線的教育秩序。（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