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漸濃，憂慮空氣質量的時間窗口又開啟了。據環保部18日通報，近兩周在20個省份共監測到疑似秸稈焚燒點862個，比去年同期增長6.68%。這一衛星遙感巡查監測數據，反映出嚴峻的污染防控形勢，也讓秸稈焚燒問題再度進入公共議程。

　　秸稈焚燒絕非新話題。無論政府機構、專業人士，還是媒體、公眾，對其危害性以及治理難度，都已有較為清晰的認知。近年來，“禁燒令”的執行與督查越發嚴格，農民私燒秸稈會被罰款甚至拘留。秋收時節，一些基層干部在田埂上安營扎寨，晝夜嚴防死守。另一方面，國家圍繞稅收、補貼、電價等陸續出臺優惠措施，各級財政不斷增加投入，大力推進秸稈綜合利用。“堵”“疏”結合，為何依然難阻農民點一把火？

　　說到底，還是個“利”字。過去，作為重要燃料，農作物秸稈是舍不得扔的寶貝。如今，農村逐步“電氣化”，秸稈失去用武之地，從資源變身“垃圾”。“付之一炬”，既省力也能提升土壤肥力，可謂最便捷、利益最大化的處理方式。

　　站在農民兄弟的角度，現實中的不少政策支持、優惠措施、先進技術，更多還只是“看上去很美”。在農村勞動力凈流出、農村逐步空心化的當下，種地不易，凈收益本身就不高，如果一畝地還得額外花費成本去履行環保責任，確乎難以接受。難怪，當有干部發出“為什么一畝補貼20元你還燒”的疑問時，農民的回答令人深思：“我再給你20元，你把秸稈給我運出去行嗎？”

　　有研究表明，秸稈焚燒對霧霾的“貢獻率”約4%，在特定時段，大規模集中焚燒秸稈是生成霧霾的重要因素。同在一片藍天下，城市居民渴望清潔空氣，因焚燒帶來的環境污染亟待治理。但同時，農村群眾也需要生存和發展，他們的利益也應得到重視。然而，目前處理秸稈的實際成本，很大一部分還是要由農民自己去承擔。因此，破解秸稈禁燒難題，理應帶入這樣的城鄉二元語境。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焚燒秸稈問題是在發展中出現的，解決它，也應將其置于農村現代化的宏闊視野中，需要保有過程意識，不能延用“城市思維”“工業思維”，否則便不公平。比方說，城市人丟垃圾只需要找到垃圾桶就可以，因為背后有著龐大而成熟的垃圾運輸、分揀、處理系統在支撐。但當農村人處理秸稈時，類似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卻存在短板。

　　從這個意義出發，治理焚燒秸稈是一項系統工程。“一禁了之”無法治本，必須正視利益差別。多從技術、補貼上做文章，有步驟地培育農民的現代意識，是不是比強制命令更有效？如果秸稈焚燒一時難以禁絕，結合天氣情況有組織地分批焚燒，是不是可以暫時緩解霧霾之困？真正理解農民群眾的現實困難和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加以解決，才是破解秸稈禁燒窘境的正確之道。

　　小小秸稈，映照著大問題。古人云，“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今天，隨著社會利益主體日漸多元，有些做法，在“利民”與“厲民”之間，已經難言涇渭分明。正因此，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不論看起來多小，都是對治理智慧與能力的檢驗。（李浩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