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立法機關正在準備對刑法進行新一輪的修訂。最近，《法制日報》發表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室主任劉仁文的一篇文章，他建議修改我國刑法中“犯罪分子”一詞，把刑法條文中的眾多“犯罪分子”表述，視其語境分別修改為“行為人”“犯罪人”“犯罪者”等更為合適的措辭。（《法制日報》2月5日）

　　對“犯罪分子”這個詞語，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會陌生。在人們的印象中，“犯罪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光彩的用語，報紙上常能看到嚴厲打擊“犯罪分子”的措辭，在廣播、電視、宣傳車里，播音員每每念到“犯罪分子”這四個字，還會狠狠地加上重音。當我上大學的時候，專業教材上關于“犯罪分子”的措辭，仍是隨處可見。

　　如今，翻開現行刑法，“犯罪分子”的措辭表述，依然有跡可循，如“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在“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等罪名中，也嵌入了這一表述。

　　從法律的角度審視，“犯罪分子”屢見諸刑法，對于為什么要修改這一刑法措辭，劉仁文給出的理由，主要有三點：一是“犯罪分子”一詞帶有濃厚的專政味道和明顯的貶義色彩，已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二是修改“犯罪分子”的稱謂是刑法用語人性化的要求，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三是刑法條文中的“犯罪分子”，在科研、教學和對外交流中，可能帶來許多不便。

　　刑法是國之大法，從立法技術上來看，措辭講究規范、中性、平和，從立法精神看，需要符合“以人為本”的原則，而“犯罪分子”這個表述，具有很強烈的感情色彩和貶義，與嚴謹而嚴肅的刑法條文不相匹配。

　　每一次立法，都是一次法治文明躍升的契機。1997年刑法修訂，將“反革命罪”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1996年刑訴法大修，“人犯” “犯人”的措辭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更客觀的詞語所取代；2002年，《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規定》開始施行，曾經只在西方電影中看見的“法槌”，變成了現實中的“法律道具”。

　　或許，當時的我們，對立法措辭如此修改，并不理解，但回頭再看當年的法律條文，“反革命”“人犯”等流行一時的法律措辭，已變得如此不合時宜。而法官手中的法槌，早已成為法庭審判的標配，無形之中傳遞著法官的尊嚴，昭示著法律的神圣，塑造著司法的權威。立法應緊密跟隨時代前進的步伐，甚至是引領時代。

　　同樣，刑法中的“犯罪分子”措辭，也到了需要認真檢視的時候。平心而論，“行為人”“犯罪人”“犯罪者”等措辭，比起“犯罪分子”的現有措辭來，更加中性化，更加嚴謹，更易于為人們所接受，也更加符合國際刑事立法的趨勢。

　　1999年12月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1個“決定”和10個“刑法修正案”，如今的刑法典，正如劉仁文所言，經歷了“從革命刑法到建設刑法”的嬗變。對刑法條文中的“犯罪分子”措辭，作出相應的修改，賦予其新的含義和精神，可謂恰逢其時。

　　細節之處見文明。一部刑法，每一個措辭，每一處規范，都應映射出刑罰的文明。修改刑法中“犯罪分子”措辭，其實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