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刻假章救妻男”塑造成“偶像”

　　7月16日，私刻醫院收費章、為妻子騙取透析治療400余次的廖丹向北京市東城區法院退賠了13.7萬元，該款項來自廣東一名企業家的捐贈。至此，廖丹騙取醫院的17.2萬元透析治療費已全部退賠。(7月17日《新京報》)

　　最近一段時間，“刻假章救妻男”廖丹火了，儼然成了公眾心中的“偶像”，每天不僅面對媒體的“長槍短炮”，偶爾還能受到領導的接見和慰問，尤其是近期他們家先后接受社會捐助40多萬元，不僅全部退賠被騙醫院的17.2萬元透析治療費，而且還能解決其妻子今后10年的透析治療費之憂。

　　廖丹為延續妻子生命鋌而走險，刻假章騙取巨額透析治療費，對其妻子來說算是“真爺們”、“有情有義”；但對醫院、社會秩序和法律尊嚴呢？醫院利益無端受損，社會秩序被打亂，法律尊嚴被踐踏……

　　或許有人說，“刻假章救妻”錯不僅僅在于廖丹，假如醫院管理無漏洞，廖丹何以能一騙4年、數額高達17.2萬元？假如沒有城鄉二元化結構，沒有異地就醫結算難題，假如醫療保障制度健全，“人人都能看得起病”……這種被網友稱為“最凄美的愛情故事”就不會上演，廖丹也就沒有必要去犯罪。

　　這樣的說辭有一定道理，卻不足以寬恕廖丹，甚至將其塑造成為“偶像”。正如被騙醫院所聲明的，任何人“不能因為個人原因不遵守法律”！這就如同一個人，不能因為貧窮而偷竊，或因為沒錢而搶劫。一個社會只有對法律保持一份敬畏，才能保證社會有條不紊地運轉。人們之所以信仰法律，在于法律的一視同仁，只要違反公共約定的法條，就應受到同等的懲罰。法律是嚴肅的，不能將法律處罰與道德同情混為一談。

　　民間、媒體與官方濫用同情心，熱捧“刻假章救妻男”并奉為“偶像”，其實是極其有害的，一方面會淡化廖丹的犯罪負疚感，另一方面可能誤導社會輿論、影響公眾價值判斷，滋生特殊情況下違法犯罪“光榮”的錯誤觀念。廖丹“刻假章救妻”涉嫌違法犯罪，卻不僅廣博了社會同情，且招來幾十萬元捐助——這樣的“好事”容易“教唆”更多的人在貧窮絕望之際，通過五花八門的違法犯罪形式“效仿”廖丹。這種可能絕非僅僅是一種臆測。

　　筆者并非毫無同情心。社會有愛心，紛紛慷慨解囊捐助廖丹夫婦，這是好事、值得提倡。但是，官方、媒體和公眾關注此事件，要保持理性、講求技巧，切忌盲目跟風、熱捧，將一名犯罪嫌疑人塑造成“名人”和“偶像”。“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只有依靠“懲惡揚善”的雙重機制，人類社會才能建立起穩定的、高水平的合作秩序。司法機關在審判“刻假章救妻案”時，也要謹防被強大的社會輿論所裹挾，既要彰顯道德寬容的大度，更要體現罪刑法定的審慎，以彰顯法律的權威，幫助公眾養成“規則意識”。（惠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