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好人難做”變成社會病

　　近日，浦東小伙及時救助了一位暈倒老人，受到稱贊。但筆者在感佩之余，也生出不一樣的滋味。原因是“救人哥”在施救時，受到圍觀群眾的勸阻，“不要去碰他，一碰就會賴在你身上了。”圍觀者的勸阻，折射的其實是“好人難做”的現(xiàn)實寫照，不然，“救人哥”就不會讓路人錄下視頻以備“不測”了。

　　昔時，我們講“好人有好報”，從小學(xué)堂到大社會，好人好事一直廣受稱贊。可不知從何時起，“好人”卻未必“有好報”了，甚至還適得其反，為其所累。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許云鶴案”以及南通“殷紅彬案”，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這樣的“負(fù)面”例子接連不斷，自然就引發(fā)“好人難做”的嘆息。

　　前不久，中國青年報社做了一項調(diào)查，結(jié)果很能說明問題：77.9%的人直言，在當(dāng)下社會做好人的成本高。高成本是什么？主要有四：一是擔(dān)心“被疑動機不純”；二是往往要付出（金錢或受傷的）代價；三是會“被嘲笑，被認(rèn)為太傻”；四是“做好人經(jīng)常感到孤獨，陷入自我懷疑”。如此高額的成本，自然使許多人在別人需要救助時，選擇圍觀或避讓，這就讓人深感道德危機的迫近。

　　與“好人有好報”相近的，是“好人一生平安”，這本是一種美好愿望。不過，愿望很豐滿，現(xiàn)實很骨感。有些“好人”不但談不上“平安”，而且還很“凄慘”。

　　中國有句老話叫“善惡到頭終有報”。但對于行善的好人，指望渺不可尋的老天來回報，不如尋求現(xiàn)實社會中的司法公正。雖然說法律講求證據(jù)，但法理同樣不外人情。如果法律不從“保護好人”的角度來論斷一些“證據(jù)不足”的是非，那不可避免會出現(xiàn)自私自利的人對幫助自己的好人倒打一耙的情況出現(xiàn)，人們實踐基本道德的積極性難免會受到打擊，社會道德危機也就近在眼前了。

　　讓好人不再難做，讓人們不再迷茫，讓道德不再受傷，法律保障必不可少，而法律執(zhí)行人的有效作為，或許是至關(guān)重要的。（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