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治醉駕那樣治理問題食品

　　眼下兩樁社會痼疾治理結果之迥異，略加探析或可獲得不少啟示。

　　從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實施算起，“醉駕入刑”已施行一個月，梳理眾多判例即可發現，各地公檢法部門均采用了“一律入刑”方式，已判案例中無一緩刑，如此嚴刑峻法，效果立竿見影——據公安部統計，實施前半月，全國查處的醉酒駕駛數量較去年同期下降35%，日均查處數量較去年全年日均查處數下降43%。“醉駕入刑”對醉駕行為起到了震懾作用。

　　反觀食品安全領域，有毒食品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卻也未能阻其繼續“上躥下跳”，盡管相關部門三令五申，問題食品依然層出不窮，僅近期爆出的，就有瘦肉精豬肉、過期面包、染色饅頭、毒豆芽……近乎處于失控邊緣。這種判若霄壤的治理效果也就催生了一個問題：何不像治理醉駕那樣治理問題食品？

　　“醉駕”之害眾所周知，以“醉駕入刑”重典治亂也是人心所向，那么，動輒危及成千上萬消費者生命安全的有毒食品，其嚴峻程度比醉駕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三聚氰胺”事件，就有幾十萬嬰兒受害），更應該從嚴治理，從重處罰。“醉駕入刑”的一些經驗，可以為食品監管提供有益借鑒。

　　“醉駕入刑”為什么效果好？一是有共識，“醉駕”分分鐘危害路人生命安全，沉痛的教訓讓“醉駕入刑”獲得公眾大力支持。二是違法成本高，一旦醉駕，就是6個月拘役，是公務員還得開除公職。目前的判例中無一緩刑也足可體現其震懾力度。三是部門職責清晰，對于醉駕案件，先由公安部門負責偵查，偵查結束后由檢察部門審查起訴，最后由法院審理判決。

　　以此對照食品監管，反差十分明顯。當然了，打擊有毒食品有著不能再“共”的共識，沒人不需要吃東西，這也是食品監管從重從嚴的民意基礎所在。但是，目前食品安全違法成本之低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部門職責不清導致的推諉扯皮也讓人大跌眼鏡。

　　《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賠償”和最高罰10萬元的標準，對于企業和商家來說，不過是毛毛雨，動輒產值過億的企業，哪會在乎這點賠償和罰款？如果對于問題食品廠家能像懲罰“醉駕”那樣，罰得它肉疼，一旦食品有毒，就刑拘企業法人、“集體訴訟”、處以天價“懲罰性賠償”、取締市場準入資格，黑心廠家還會如此肆無忌憚嗎？

　　再說食品監管“九龍治水”痼疾，以“毒豆芽”為例，農業部門認為是生產加工環節的問題，該歸質監部門管，流通環節出了問題，該歸工商部門；質監和工商部門又認為豆芽是豆子發的，是農產品，應該歸農業部門。在沈陽“毒豆芽”事件中，涉及的工商、質監、農委等職能管理部門就都是一個說法——“不歸我管”。一會是“分段監管”，一會是“品種監管”，治理問題食品何時能像治理“醉駕”那樣“傳球”而不是“踢皮球”？

　　問題食品也是社會公害，而“醉駕”的由亂而治則讓我們看到了食品監管“河清海晏”的曙光——在食品領域，不妨也來一次“醉駕入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