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第三輪戰略與經濟對話 中美關系何去何從

　　要建立真正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并不容易。能否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努力建立不同而和、殊途同歸、確保共同繁榮而不是確保相互毀滅的新興大國關系，關鍵在于雙方之間能否建立戰略互信。

　　第三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即將于5月9-10日在華盛頓舉行。在經歷了2010年的激烈博弈和2011年初的“胡奧會”后，在全球接連發生“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的背景下，兩國高層官員這次集中會晤將談些什么？這次對話將對中美關系產生哪些影響？中美關系的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脆弱的“風平浪靜”

　　與2010年的激烈博弈相比，2011年初以來的中美關系看似風平浪靜。從內因看，這源于1月“胡奧會”這一“1979年以來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高層訪問”所帶來的拉動效應。此次“胡奧會”不僅有效扭轉了此前雙邊關系的下滑勢頭，實現了“止跌回升”，而且推動雙方加強自我反思和相互了解，使雙方對彼此的能力與意圖、底線和目標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尤其雙方發布的《中美聯合聲明》及確立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新定位，還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解決了因雙邊關系性質模糊而帶來的麻煩，成為指導中美關系未來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就此而言，中美關系在“胡奧會”后進入一段平穩發展的時期，既是各方期待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從外因看，造成中美關系幾個月以來相安無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近期發生的兩場“地震”。一個是中東的“政治地震”。突尼斯的國內騷亂在整個地區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中東和北非地區自二戰以來的最大變化。為應對中東變局，美國在推進戰略東移的同時不得不回眸中東，運籌亞太的方式相應變化，對中國的正面刺激有所減少。另一個是日本的“地理地震”。“3?11”地震使作為美國亞太戰略重要“抓手”的日本自顧不暇，而且災后的日本對中國援助心存感激，中日關系發生微妙變化，美國若繼續一味在亞太拉攏盟友針對中國，也似乎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中美競爭和矛盾被階段性地沖淡或掩蓋了。

　　但這種風平浪靜的態勢是非常脆弱的，背后也不乏暗流涌動。中美關系作為全球最重要、最復雜、最敏感的雙邊關系，牽涉到從雙邊到地區再到全球的方方面面，其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兩國高層領導人的互動來維持和推動。“合作伙伴關系”的新定位，作為兩國關系發展的指導性原則，也需要實實在在的內容去填充和支撐；如果認為有了新定位就萬事大吉，中美關系很可能不進反退。更為重要的是，那些制約和破壞中美關系的“老問題”還沒有獲得實質性解決或管控，而新的問題又進一步凸現出來了：

　　一方面，“一見一售”（會見達賴、對臺軍售）、“兩核問題”（伊核問題、朝核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半島問題）、“三海爭端”（黃海、南海、臺海）這些曾經長期牽動中美關系發展以及在2010年成為中美博弈焦點的議題，未來有可能繼續干擾中美關系的穩定；

　　另一方面，中東亂局刺激奧巴馬政府在全球范圍內推行“民主化戰略”的沖動明顯抬頭，美推動“互聯網自由”及與“公民社會”對話并暗中針對中國的諸多舉措，引起中國方面的高度警覺；而美國對中國航母即將下水是否會“改變地區力量平衡”、中國引領“金磚國家”抱團發展是否會傷害美國利益等問題，也同樣心中無底。美國國務卿克林頓3月在參院作證時，憂心忡忡地稱美中“為爭奪全球影響力正展開直接競爭”；美國安會高官也抱著復雜的心態要求中國做“負責任的競爭者”。雙方這些新的疑慮和猜忌成為兩國關系的新問題，進一步增加了雙邊關系的復雜性。加之美國務院、國防部、國安會負責亞洲事務的高官及美駐華大使相繼易人，也給中美關系帶來更大不確定性。

　　預測第三輪對話新重點

　　面對這種內外形勢快速變化、結構性矛盾一時難解、新的問題又不斷產生的形勢，如何調控矛盾、保持勢頭、拓寬合作、增進互信，以具體行動推動構建有實在內容、可長期持續的“合作伙伴關系”，既是新時期確保和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中心任務，也是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核心目標。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建立于2009年，并于2009年7月和2010年5月進行過兩次成功的對話。目前第三次對話尚未進行，但基于前兩次對話的基本套路、中美關系的當前特點和全球層面的形勢變化，除涉匯、涉臺、涉藏、涉朝、涉伊等“常規議題”之外，我們還可大致揣測出此次對話的一些新的重點。

　　重點議題之一可能是兩國在亞太相處的問題。鑒于亞太在全球和兩國關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兩國對亞太的持續全方位投入，兩國在亞太的利益如何協調、機制如何兼容、矛盾如何管控、繁榮如何共享等問題，是兩國需要通盤考慮的重要議題。這是兩國關系能否擺脫所謂“歷史宿命”、建立穩定牢固的戰略互信、實現在亞太長期和平共存的關鍵。尤其是伴隨中國軍力、尤其是海上力量的持續增長，安全方面的對話很可能成為兩國戰略對話的新內容。

　　重點議題之二可能是中東和北非的局勢。美國在此地區具有重大戰略利益，中國也在此地區具有重要的經濟利益。目前中東北非形勢發展尚存不確定性，對地區穩定、全球油價、大國關系均將產生重要影響，理應成為中美對話與合作的另一重點。中美雙方有理由借此機會全面交換對局勢的看法、各自關切的重點以及下一步的可能行動，探討如何與國際社會一道，確保或恢復各國的政治穩定，并尋求可被各方接受的利比亞問題解決方案。

　　重點議題之三可能是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地”的治理問題。這是美國權力的新邊疆，事關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希望在這些領域占據優勢，既拉上中國等新興國家為美助力，又規范這些國家在這些領域的行為。而中國的力量在這些領域快速拓展，也需要加強同美國的協調與合作。就此次活動看，如果可能的話，兩國各對口部門將圍繞海權矛盾的協調、海上安全的共管、外層空間的開發、網絡安全的維護等議題開展對話，或力爭為這些議題上的對話創造條件。

　　重點之四將是如何優化兩國經濟相互依賴結構的問題。經濟合作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將是確保兩國關系穩定的基礎。目前，中美兩國政府均要推動本國經濟結構深刻轉型，“中美經濟關系向何處去”的問題切實擺在中美兩國面前，要求兩國政府加強協調對話，深化合作，減少摩擦。這幾乎是雙方經濟對話必談的內容。結合近期中美之間相互釋放的信號，美方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進入中國市場，分享中國擴大內需帶來的機遇；而中國關注的則是要求美為中國對美投資提供非歧視待遇、放寬高科技出口管制等。

　　戰略互信：能，還是不能？

　　當前和未來的中美關系處于一種競爭與合作同時強化的狀態之中。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坐二望一”、發展模式漸趨明晰、地緣空間不斷拓展，美國對中國勢必有著越來越深的戰略焦慮。盡管兩國之間是不是已經形成“老大”與“老二”之爭尚無定見，兩國間的結構性矛盾空前強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未來，這一全方位競爭態勢只可能增加，不可能減少。與此同時，在國際格局深刻轉型的大背景下，兩國又面臨著諸多的共同挑戰，中國實力的增長以及兩國巨大的差異性又給兩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補性合作空間，中美關系“合利斗傷”的本質在新時期進一步凸現出來。

　　對中美兩國而言，能否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做到求同存異，力爭以同化異，努力建立不同而和、殊途同歸、確保共同繁榮而不是確保相互毀滅的新興大國關系，關鍵在于雙方之間能否建立戰略互信。可以說，兩國近期推動的一系列行動，都是圍繞這一目標展開的。4月舉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著眼于此，5月即將舉行的第三輪戰略與經濟對話著眼于此，其后美國副總統拜登的訪華和習近平副主席的訪美也均承載著這方面的任務。這種頻繁、有效的高層互動，有助于形成持續和良性的勢頭，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關系”。

　　當然也必須看到的是，要建立真正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并不容易。中美兩國要開創21世紀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世界級大國之間長期和平友好相處的新型關系模式，既無經驗可循，也無前例可鑒，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注定是一個非常復雜和艱難的過程；要管控和處理好上述一系列新老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期間少不了摩擦和角力。尤其從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未來搞好中美關系還面臨更為復雜的決策環境，可能影響決策的客觀因素（如國內輿論導向及第三方國家等）和主觀考慮（如何協調局部與整體利益、近期和長遠目標、對內和對外兩個大局）都要比以往更多，決策權力也將日趨分散，要延續以往“自上而下”的方法或推行“靜悄悄的外交”都將面臨更大制約。對此，中美雙方都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不僅需要雙方高超的政治智慧，更需要堅定的戰略意志。（王鴻剛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