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說過：“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尊重我們”。

　　如果你常讀國際新聞，對于新加坡這個國家恐怕印象會不錯。花園城市，經濟發達，金融中心，街道乾凈，人民生活幸福，官員清廉……總而言之就是，一個高大上的國家。

　　如果你英文夠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體，恐怕也找不出幾篇批評新加坡的文章。

　　問題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沒有缺陷了？西方媒體那么擅長質疑政府，怎么會放過這樣一個國家？

　　其實，媒體對于新加坡的批評，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為李光耀從他執政起，就開始了和媒體孜孜不倦的斗爭。而劍橋大學畢業，在英國拿到律師執照的他，從來不靠嘴巴斗爭，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讓媒體付出慘痛代價。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來，那些和他打過架的媒體，只能用“太年輕，太簡單，有時還有點幼稚”來形容。

　　掌控國內媒體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國之后，從來沒有反對派對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有過任何威脅，在議會的80多個席位里，反對派好的年頭也只能拿2、3個。李光耀把政治對手都收拾的服服帖帖，遑論散兵游勇的媒體。

　　李光耀旗幟鮮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聞freedom”那一套。在1959年第一屆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選前，面對仇視該黨的英文大報《海峽時報》，李光耀公開威脅說，如果贏下大選，“必會跟他們算這筆賬”，“《海峽時報》編輯部人員將會抱頭鼠竄，跑到吉隆坡去，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結果呢？30多年后，李光耀不無得意的回憶道，“我們在大選中告捷。《海峽》的東主和高級編輯一并遷移到吉隆坡”。1965年，該報遷回新加坡后，轉而支持行動黨，但李光耀“并未因此而對它稍微敬重”。

　　那時候新加坡亂啊，離花園城市、金融中心還有差不多一百年的距離，街道是臭的，河是臭的，甚至整個GDP的20%，竟然都來自英國駐軍。各種各樣的政治派別都在暗流涌動，通過控制媒體來傳播觀點，這在二戰之后的國際格局中，是一種后殖民主義和現代主義摻雜的復雜狀況……如果你讓我說人話，那就是新加坡有很多“美分黨”。

　　對于這些“美分黨”，李光耀基本就沒客氣，連嚇唬帶談話，進入他視野的基本都被擊退。就這樣，他還不滿意，決定從制度上毀掉持不同意見媒體存在的可能。

　　1977年，新加坡通過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報刊超過3%的普通股權。這個夸張的比例，自然會導致報紙沒有任何人可以說了算，也沒有任何資本可以掌控之。除此之外，還設立了特別股票“管理股”，部長有權決定哪些股東可以獲得管理股。

　　誰獲得了管理股？精明的李光耀，把它們分給了本地的四大銀行，這些純粹利益驅動的第三方，才沒有興趣理會“西方新聞freedom”這回事，讓他們當股東，和讓政府當股東區別不大……“西方制度容許富裕的報業巨子決定選民每天該閱讀些什么，我卻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沒打算掩飾。

　　馴服西方媒體

　　對付國內媒體只是小試牛刀，馴服來自西方的主流媒體，才顯示出了李光耀的過人之處。

　　作為一個英文是官方語言之一的國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資的國家，曾經一貧如洗被馬來西亞趕出了家門后不知怎么辦的國家，西方媒體以為，新加坡又是他們遇見過的那種后殖民地。于是，批評報道紛至沓來，針對李光耀這個長期執政者的批評也不少。

　　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決定，對涉及新加坡內政的外國報刊，執行限制銷量或發行量的法令。這里面有著一個劍橋一等畢業生的精明：首先，這些報紙沒有被封禁，而是減少了銷量，至于減少到多少，那呵呵；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報道也沒關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覆信，那還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嗎；再次，銷量給你砍下來是沒錯，但是我沒說讀者不能復印你們的文章啊，所以你們的閱讀量有可能還是很高的嘛。

　　第一個撞槍口的是著名的《時代》周刊。在報道了一名反對黨議員的新聞后，李光耀的新聞秘書去信更正報道中不符事實之處，當然啦，人家沒登。然后《時代》的銷量被從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個月后，答覆信原文照登。

　　《時代》雜志“聽話技能”get。此后，很多西方媒體都get了這項技能，比如《經濟學人》、一些主流通訊社等等，有好幾家還付出了數十萬美金的學費。

　　不到黃河不死心的是《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總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銷量從5000減到了400，然后一向愛對他國表示遺憾的美國國務院就表示了遺憾。

　　有政府撐腰，《華爾街日報》本該舒服點，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對美國國務院也表示了他的遺憾，于是對方沒再插嘴。

　　隨后，《華爾街日報》表示，愿意“犧牲賣報收入”，拯救那些想讀本報而不可得的讀者，免費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沒有？李光耀也來了個道德感爆棚的回復：可以，但報紙上不能有廣告，以證明動機純良。　　　

　　《華爾街日報》灰溜溜的表示不接受，辯駁說這樣會造成額外的開支和時間安排的問題。李光耀立刻在道德爆棚基礎上，將人類道德提到了新的標桿：新加坡政府來出你們額外開支的一半。

　　該報拒絕后，再未回應。

　　最為精彩的則是李光耀大戰《泰晤士報》。那是1990年，該報一位記者發文指責李光耀本人，說他治國不當，“瘋狂地決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國里違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親自應戰，于是寫信給這位叫萊文的記者，邀請他在倫敦來場“現場直播的電視辯論”。

　　對方第一波認慫的理由是，沒有電視臺會感興趣。李光耀怎么會讓這種事發生呢，他早就聯系了BBC的主席，答應騰出半小時給這場辯論。

　　對方第二波認慫的理由是，你在報紙上被罵的就應該通過《泰晤士報》作出回應，不能換媒介啊。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當面對質真遺憾啊，《泰晤士報》沒登。

　　于是李光耀買了《獨立報》買下半個版的廣告位，把這封信等了出來，并在BBC接受采訪說，“在我的國家，提出指責的人如果不肯面對他所抨擊的對象，就什么都不必說了。”

　　那個記者就真的再也沒寫過任何關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呢！

　　李光耀的一句話講的頗為語重心長：“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尊重我們”。

　　西方歷史上曾經形成報刊的四種理論，其中的自由報刊理論到今天依然對世界有著很大的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在面對這些媒體的時候，基本沒有還手之力，只好隔空開罵，收效甚微。

　　站在東方一個小國的李光耀，歷經半世紀國家飄零，發展之艱辛，早就形成了強大的內心。與那些只會對罵的國家不同的是，接受過西方專業法律訓練的他，能把這些問題轉化成具體的法律問題，也能在道德上，通過鉆研對方的缺點，有的放矢。

　　李光耀說，報刊的擁有者和記者們，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權限，因為與新加坡的部長們不同，他們不是民選的。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具有對政治指手畫腳的權利。

　　同樣面臨不懷好意的西方媒體，中國不妨從李光耀應對策略中尋找一些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