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經驗和人類擔當的角度看，中美關系可以不追求最好，但要防止最壞。沒有新型大國關系的引導，中美關系既無法追求最好，更無法避免最壞。

　　日前，筆者應邀赴美，走訪了國安會、國務院、國會的主管中國事務官員，以及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小布什總統最后一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德利，深入了解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必須克服三大隱憂。

　　隱憂一：中美身份沖突。美國決不愿做老二。中國崛起能否重新定義美國的身份和國家認同？這是中美關系的最大隱憂。美國的愛國主義不能再以“不甘為老二”（second to none）為口號。中美應共同努力讓“美國例外論”、“天定命運觀”與時俱進，使得美國從量和質上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世界變遷。與此同時，中國從未領導過世界，更沒有打算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

　　隱憂二：中美戰略漂移。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導致中美經濟相互高度依存及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也塑造了中美戰略穩定基石。如今中美關系存在經濟脫鉤、體系脫鉤的問題。

　　一是經濟脫鉤。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推出經濟再平衡、亞太再平衡戰略，能否解決亞洲經濟與美國脫鉤、與中國掛鉤的問題，能否解決美國亞太聯盟與對華關系的問題？美國沒有答案。美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容忍底線在哪里？目前，美國對“一帶一路”還不看好，或沒看明白，將來呢？ 二是體系脫鉤。三大標志，讓美國猜想中國是在國際體系上另起爐灶：一是金磚銀行，二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三是亞洲新安全觀及新安全架構。美國認為這是中國將美國趕出亞洲的門羅主義。很明顯，美國想多了。應對中國崛起，美國對華接觸政策一直在徘徊：是從經濟向安全領域邁進，還是轉而鼓勵中國提供國際安全公共產品？

　　隱憂三：中美國內制約。思維慣性、官僚體系慣性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嚴重國內制約。

　　一是思維慣性。美國將中國作為挑戰者，開始可能是應激反應或國內民族主義驅使，但久而久之可能成真。美國不希望中俄接近不只是出于戰略疑慮，也擔心俄羅斯讓中國從陰謀論的角度看美國對華戰略。因此，美反復強調無意遏制中國。 二是官僚體系慣性。精英認識到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但官僚體系與民眾思維慣性，可能阻礙或誤導精英決策，導致中美關系成為雙方國內政治的犧牲品。

　　如何克服上述隱憂？首先靠中美精英，繞開國內制約，引導國家身份認同，凝聚新的戰略融合劑。中國不操心美國內政，但事實卻是，誰在管理美中關系上更有戰略定力，值得中國關注。

　　新的習奧會晤即將展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不是選項，而是必然要求。正如基辛格在其新書《世界秩序》中指出的，不管中美看法有多大不同，但“新型大國關系是避免歷史悲劇的唯一之路”。（作者王義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