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應菲律賓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不顧中國強烈反對，拋出了所謂“仲裁結果”，給日漸升溫的南海局勢又憑空增添一道變數(shù)，給南海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也帶來了重大隱患。

　　仲裁本質上是濫權行為

　　就其本質而言，菲律賓仲裁案只是一件越權、擴權和濫權行為，毫無合法性可言，仲裁庭根本無權就相關議題作出裁決，主要原因有：

　　第一，仲裁庭無權受理涉及主權爭議的案件。根據(jù)《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公約》）相關條款，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在受理相關案件時，只能處理與海洋爭議有關的案件，卻無權受理與主權爭議有關的案件。而菲律賓仲裁案的實質是領土主權問題，因而國際仲裁法庭根本無權受理。

　　第二，中國十年前就已經(jīng)作出排除性聲明。中國是《公約》的主要締約國之一，于1996年正式加入，此后嚴格按照《公約》條款履行自己的相關權利和義務，并于2006年依據(jù)《公約》第298條規(guī)定，明確聲明，將涉及海域劃界等事項的爭端排除適用仲裁等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因而，阿基諾三世政府單方面強行提起仲裁，已經(jīng)違反了國際法中“禁止反言”這一基本原則，仲裁庭對菲律賓提起的仲裁也根本沒有任何管轄權。

　　第三，菲律賓違背國際法中“雙方協(xié)商優(yōu)先”的基本原則。《聯(lián)合國憲章》、《國際法原則宣言》等國際文件，均把雙邊協(xié)商談判作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首要方式，《公約》也要求當事國首先通過談判解決海洋爭端。中國和菲律賓在雙方的聯(lián)合聲明、聯(lián)合公報等雙邊協(xié)議中都明確同意通過雙方談判來解決爭議。但菲律賓單方面訴諸第三方來解決問題，顯然已經(jīng)違背了“協(xié)商優(yōu)先”的基本精神。

　　第四，違背了國際法中“雙方同時在場”的基本精神。根據(jù)國際法的相關精神，任何一項仲裁的制定，都必須由當事方雙方同時在場，才能進行實質討論。而在公布仲裁結果之前，也必須同時征得雙方的同意，才具有法律執(zhí)行力。但由于菲律賓仲裁案本身就是一件違反國際法精神的事件，中國當然無法接受，因而采取了“不參與、不接受、不承認”的立場。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仲裁庭就有關問題作出的裁決完全是無效的，對中方不可能產(chǎn)生任何拘束力。

　　第五，不能根據(jù)后來制定的法律去約束之前的歷史事實。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海域，不但中國歷史典籍對此有明確記載，就是美國、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歷史地圖冊或教科書中也有大量佐證。因而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具有堅實的歷史依據(jù)和法理基礎，而南海斷續(xù)線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經(jīng)完全成型。但《公約》卻是1982年才由各國初步達成，根據(jù)國際法中“時際法”原則，作為后來形成的《公約》根本沒有權力和資質去裁定在其之前出現(xiàn)的南海斷續(xù)線的合法性。

　　所以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講，仲裁庭都沒有管轄權，其自行越權審理并做出裁決的行為，完全違背了《公約》精神，因而是非法和無效的，只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中國不參與、不接受這樣的仲裁，不承認、不執(zhí)行所謂的裁決結果，既是為了依據(jù)國際法捍衛(wèi)自身合法權益，也是為了維護《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

　　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動機險惡

　　菲律賓在南海議題上，一直不甘寂寞，蠢蠢欲動。早在上世紀70年底，菲律賓就通過非法武力，陸續(xù)侵占和蠶食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十幾個島嶼，并在部分島嶼上大興土木、部署裝備，而且還不斷在海上發(fā)起挑釁行徑。所以菲律賓在南海爭端中，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而阿基諾三世時期，更加有恃無恐，在黃巖島、仁愛礁等議題上，屢屢向中國大陸發(fā)起攻擊。在各種陰謀無法得逞時，又“惡人先告狀”、“賊喊捉賊”，故意扭曲法律，將南海議題提交國際仲裁法庭，其主要動機有：

　　一是利用國際社會“同情弱者”心理來向中國大陸施壓。由于菲律賓在實力上與中國懸殊巨大，因而阿基諾三世政府妄圖通過“裝可憐”的方式，來吸引國際社會“同情”，進而達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在阿基諾三世看來，提交仲裁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兩面漁利的舉措，如果能夠勝訴，則菲律賓可以藉此為借口，強打輿論戰(zhàn)，進一步侵占中國南沙群島及相關海域，同時還可以攻擊中國大陸是“規(guī)則損害者”、“現(xiàn)狀破壞者”和“軍事擴張者“。如果最終敗訴，菲律賓則可以在國際社會打“悲情牌”，抹黑中國，誣蔑中國在打壓菲律賓，以此來丑化中國形象。

　　二是轉移菲律賓國內民眾注意力，減輕自己執(zhí)政無能的壓力。阿基諾三世執(zhí)政末期，因為貪腐等問題，島內民眾反彈聲浪四起，再加上局部地區(qū)反對勢力的興起，島內政局開始出現(xiàn)嚴重動蕩。為了轉移民眾注意力，掩蓋國內存在的種種矛盾，阿基諾三世進行一系列政治賭博，精心炮制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并且故作強硬，有意以挑釁中國來迎合國內民粹。

　　三是迎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菲律賓曾經(jīng)是美國的殖民地，目前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重要盟友，二者之間具有很多共同的戰(zhàn)略利益。自2009年美國拋出“亞太再平衡”構想以來，阿基諾三世政府就主動扮演“馬前卒”角色，甘愿擔任美國“代理人”，向美開放蘇比克灣等重要戰(zhàn)略港口。為了向美國示忠，阿基諾三世政府還對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zhàn)略意圖心領神會，積極走上前臺，向中國叫板，后來直接發(fā)展到就南海問題對中國提起仲裁，妄想火中取栗，站在美國身后進行狐假虎威，來進一步挑釁中國。

　　阿基諾三世的所作所為，在菲律賓國內也引起了很多批評聲音，新上任的菲律賓總統(tǒng)杜特爾特基本上就推翻了阿基諾三世的做法，明確表示在公布仲裁結果后，不會做出挑釁性聲明，并且愿意與中國展開直接對話，共同協(xié)商。

　　美國是最大的幕后黑手

　　菲律賓仲裁案之所以持續(xù)發(fā)酵，與域外因素的干預密不可分，而美國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黑手之一。近年來，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戰(zhàn)略的深入實施，美國也不斷加大了牽制中國大陸的力度，而南海議題恰恰就是美國精心設計的重要一環(huán)。

　　南海爭議早已有之，但長期以來，菲律賓等國都愿意與中國淡化爭議、擱置分歧、擴大合作。而美國出于自己的戰(zhàn)略考量，卻有意挑動爭議，激化矛盾、慫恿對抗，積極鼓動菲律賓與中國大陸“唱對臺戲”，使得整個南海地區(qū)波詭云譎，風急浪涌。

　　在菲律賓仲裁案中，美國積極深度參與，幾乎無時無處不在，總統(tǒng)奧巴馬、國務卿克里等高層政要，多次“聲援”阿基諾三世政府，公開為阿基諾三世加油打氣。不但如此，美國還強化排兵布陣，專門“挑選”其最優(yōu)秀的國際法律師團隊，來協(xié)助菲律賓提起仲裁，為菲律賓精心炮制了多達3000頁的仲裁訴求書。

　　為進一步力挺菲律賓政府，美國還屢屢虛張聲勢，推波助瀾，指派軍隊強勢介入。近期美國在南海地區(qū)就以“航行自由”為名，大肆推行“橫行自由”，不間斷地炫耀武力，導致南海局勢不斷升溫。例如，美國不斷推進前沿軍力部署，一度派出兩艘航空母艦（里根號和斯坦尼斯號）、多艘導彈驅逐艦和多架戰(zhàn)略轟炸機，同時出現(xiàn)在南海地區(qū)，挑釁意味呼之欲出。

　　眾所周知，美國自身并未加入《公約》，現(xiàn)在卻想以《公約》來約束中國，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己所不欲卻強加于人”的做法。而且從歷史上來看，1986年尼加拉瓜將美國一紙上訴至國際法院時，美國不但完全拒絕執(zhí)行國際法院判決，而且惱羞成怒，直接退出國際法院，表現(xiàn)出強烈的“大國不守法”的傲慢姿態(tài)。現(xiàn)在美國“今是昨非”，竟然要求中國履行國際仲裁，這完全是在執(zhí)行雙重標準，寬以待己，嚴以律人，對自己是一套，對中國又是另外一套。

　　除了美國，日本在菲律賓仲裁案中也扮演了極其不光彩的角色。2013年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柳井俊二組建了菲律賓仲裁案仲裁庭，但柳井被稱為是“反華急先鋒”，在對華態(tài)度上向來強硬，曾擔任安倍的核心幕僚，由于其“反華”立場過于明顯，因而涉及到中國議題時，本應回避，柳井卻并未回避，這已經(jīng)構成了此次仲裁案的重大瑕疵。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柳井就指定了多名具有明顯政治立場的法官組建仲裁庭，最后結果可想而知。日本的動作遠非只有這些，今年7月1日，日本剛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的第一天，其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別所浩郎就對南海問題表達了“嚴重關切”，聲稱未來若有安理會成員國提出要求，會考慮將南海問題列為安理會討論議題。

　　此外，日本近年來還屢屢通過向菲律賓、越南等國出售或贈送武器等方式，強化與這些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其拉攏東盟、遏制中國大陸的意圖已經(jīng)達到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

　　結語

　　整體而言，所謂菲律賓仲裁案就是菲律賓帶頭挑起、美國幕后操弄、仲裁庭有意配合的產(chǎn)物，完全是一場政治鬧劇，因而根本不得人心，目前全世界已經(jīng)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明確表態(tài)支持中國在菲律賓仲裁案中的立場。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容分割，更不是個別仲裁案一紙判決書就可以輕易否定的。中國不可能接受任何強加于中國的方案，誠如前國務委員戴秉國所言，仲裁結果“不過是一張廢紙”。目前這場鬧劇已經(jīng)接近尾聲，各方當務之急是撥開迷霧，還原事實，以建設性的態(tài)度妥善管控分歧，暫時擱置爭議，早日展開對話，盡量推動南海成為合作之海、和平之海和友誼之海。（鐘厚濤，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