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10日社論，原題《學運反高潮：原來還是臺獨》，全文摘編如下：

    學運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民間版》，儼然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臺獨版》。這是“318學運”最大的反高潮，原來，搞來搞去還是“臺獨”那一套。

    學運主張“先立法，后審查”，這個《監督條例民間版》(現改稱《兩岸協議締結條例》)以“兩國論”為架構，其極盡刁難又以幾乎能使未來兩岸任何協議皆簽不成為目標，更欲對已簽成的所有協議翻案否決。倘若此一“民間版”即是這場學運的政治宣言，則這場學運其實是“換一塊路牌的臺獨”。

    其實，“臺獨”何必如此折騰臺灣人？只須宣布民進黨若再執政，即啟動ECFA第16條的終止條款，讓一切歸零即可，何須訂此《兩岸協議簽不成條例》？

    這場學運的基礎群眾心理不是“臺獨”，而是新世代對國情的憂慮與不滿，對兩岸關系的恐懼與猜疑，及對己身前途的彷徨與焦慮等等。幾名學運發動者引爆了積淀已久的情緒，不料卻給了大家一個“重新回過頭去搞臺獨”的答案，這難道不是令人錯愕的反高潮？

    對兩岸關系的恐懼與猜疑，確實普遍存在于臺灣民間。許多支持服貿的民眾，對兩岸關系的警覺也不下于反服貿者。雙方的差別不在有無警覺，而在所主張的對策不同。挺服貿者主張迎向全球化的挑戰，用全球化的成果來節制兩岸關系。反服貿者則是“逃中，避中”，進而“逃全球化，避全球化”，最后遁入“鎖國，臺獨”，才會出現這種《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臺獨版》。

    林飛帆在凱道談話指出，“我們的行動，在臺灣與中國的關系之間，也做了新的定義”。然而，什么是他的“新定義”？是“戒急用忍”嗎？是“正名制憲”嗎？是“一邊一國”嗎？是“用三分之二的高門坎阻禁兩岸一切協議”嗎？這些若就是隱藏在“民間版”下的“新定義”，則其中哪一種“新定義”不是已經被驗證為根本行不通的“老辦法”？那又何新之有？

    這場學運掀開了大家都深覺憂慮的問題，主事者卻誤認為或誤導為“換一塊路牌的臺獨”就是能解決問題的“新定義”。全球化才是臺灣面對的真正問題，兩岸關系固使臺灣的全球化課題更形復雜。但不面對大陸，就不可能全球化。不全球化，就無以節制大陸。因此，臺灣必須選擇“迎對”或“退卻”。仔細觀察可知：這場學運在“反馬”的剽悍表象中，內藏的卻是“逃中”的失敗主義。其實，“恐中，懼中”是臺灣人的共同心理，“反中，抗中”亦是臺灣人的共同警覺，但“逃中，避中”卻是“失敗主義”。在失敗主義之上，不可能構筑任何有建設性、有發展性的“兩岸新定義”及“全球化生存戰略”。若走上“臺獨”的回頭路，更是必敗無疑。

    因而，這場學運并未對“反中，抗中”提出任何新對策。只是將“反馬”炒作成“抗中”，將“反國民黨”炒作成“反共產黨”，亦即又把空泛八股的“抗中”轉移為殘暴的“內斗”而已。倘若這場學運的政治宣言就是“再回頭去搞臺獨”，則這場學運的戲劇性雖然很高，其實只是復制了臺灣不斷上演的“老戲碼”，看不出任何新意。

    這場運動若只是捧紅了兩名二十多歲的學運領袖，這個社會承付的代價未免太大了。但如果學運的參與者與觀察者驀然回首，能發現這場學運其實只是恐懼心理及失敗主義的“臺獨鎖國老梗”，則這個“見山又是山”的過程，也算是讓大家又增長了一些政治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