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臺北的天氣已經(jīng)開始變得炎熱起來了，然而當朝陽剛剛露出笑臉，車行在七彎八拐通往基隆的山路上，不必打開空調,人仍覺得涼爽――由大弟基東負責駕車，在好友博洲兄的陪同引導下，我們一行三人輕車簡從，專程奔赴北臺灣的“雨都”基隆市，打算去那里參訪全臺灣都很知名的學校——基隆中學。

　　說起來，我的家庭與基隆中學真是有不解之緣：我的先父徐森源是曾任基隆中學校長吳劍青在大陸時的得意門生，和后任校長鐘浩東是親密戰(zhàn)友；鐘浩東校長的太太蔣碧玉，則是我來到人世間的“接生婆”；先父母又都曾任職于基隆中學，我的大弟徐基東就出生在基隆中學；“基隆中學案”發(fā)生后，先父母在基隆中學時的許多老同事、老戰(zhàn)友，或犧牲或坐牢或亡命他鄉(xiāng)；先父因為受到“基隆中學案”的牽連，也被迫拋家棄子，只身匆匆逃往香港，我的家庭因此而骨肉離散長達數(shù)十年之久……

　　故事還得從大陸說起。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fā)生后，全國愛國人士無不義憤填膺，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號。那時，先父徐森源正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高中三年級,是校學生聯(lián)合會的骨干之一。由于抗日熱潮的鼓舞，他積極參與發(fā)起組織“全梅學生聯(lián)合會”，領導推動全梅縣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

　　次年夏天，先父在東山中學高中畢業(yè)，滿腔愛國熱情的他毅然參加了由丘念臺（甲午戰(zhàn)后反割臺愛國志士丘逢甲的嫡子）領導的抗日救亡組織—— 東區(qū)服務隊，在廣東東區(qū)客家人聚集的惠（州）、潮（州）、梅（州）屬25縣，通過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街頭抗日戲、辦學校，以及繪畫、運動、寫作等各種形式的活動，積極從事組訓民眾的工作，團結教育動員民眾抗日救亡。先父在東區(qū)服務隊結識了丘繼英、蔡子培、卓揚、鄧子龍、黃炳輝、肖道藩、林啟周、魏梵、徐新杰、黎明華、王致遠、劉鄒熾、張展銓、潘佩卿等一大批客家籍青年愛國知識分子，以及從臺灣歷盡艱險輾轉來到大陸投身抗日陣營的鐘浩東/蔣碧玉夫婦、蕭道應/黃怡珍夫婦和鐘的表弟李南鋒等五名臺灣愛國青年（臺灣著名導演侯孝賢執(zhí)導的影片《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就是以此故事為原型改編的）。從此，他們成為同甘共苦、志同道合的親密戰(zhàn)友。先父徐森源與先母潘佩卿，也因此在東區(qū)服務隊由相識到相知相愛，喜結連理，并于1944年秋在東區(qū)服務隊駐地—— 惠州博羅縣羅浮山?jīng)_虛觀生下了我。接我出生來到人世的不是別人，正是護士出身的蔣碧玉以及丘念臺的太太梁筠端，這真吾乃“三生有幸”也！東區(qū)服務隊有個不成文的約定：凡是在該隊出生的孩子，男孩起名必要有個“東”字，女孩起名則要有個“區(qū)”，以紀念東區(qū)服務隊。這便是我的名字“徐博東”的由來(博是因為在博羅縣出生)。

　　最值得稱道的是，1943年東區(qū)服務隊花費了很大心血，集中全力在羅浮山的沖虛觀和白鶴觀分別創(chuàng)辦了兩所學校――羅浮中學和博西補習學校。羅浮中學由丘念臺兼校長，古培靈兼教務主任，先父徐森源兼訓導主任，肖道應兼事務主任。博西補習學校則是由鐘浩東兼任主任。教師全部由東隊隊員擔任，學生都是從羅浮山附近招收來的。在兩年多的時間里，羅浮中學和博西補習學校辦得有聲有色，成績斐然，遠近聞名，培養(yǎng)了一批愛國熱血青年。

　　抗戰(zhàn)末期，丘念臺曾指派先父母與鐘浩東、李南鋒等隊員深入到廣州淪陷區(qū)，策動在穗臺胞進行反日工作。1943年秋，先父秘密加入了中共組織。此后，先父又秘密吸收鐘浩東、李南鋒、李偉英、葉捷新、劉炎曾、徐新杰、蔣碧玉等東隊隊員參加了中共的外圍組織——抗日民主同盟。

　　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4月，經(jīng)組織批準，先父母與丘繼英、鐘國輝，偕同鐘浩東/蔣碧玉夫婦、蕭道應/黃怡珍夫婦、李南鋒等東隊臺籍隊友一起，漂洋過海來到剛剛光復不久的臺灣，投入到重建臺灣的工作行列。尚在襁褓中的我，則被送回廣東蕉嶺老家，由祖母撫養(yǎng)。

　　赴臺后不久，先父徐森源接受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吳劍青（先父在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的國文教師）的邀請，去基隆中學擔任事務主任，先母潘佩卿以及蕉嶺同宗徐新杰，也一道去基隆中學工作。1946年8月，鐘浩東由丘念臺和李友邦的舉薦，接任基隆中學校長，先父則轉任訓導主任，方韜擔任教導主任，鐘國輝擔任事務主任。另外，參加過東區(qū)服務隊的李南鋒、肖志明、蔣碧玉、陳明等人也都被鐘校長延攬來基隆中學工作。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的大弟在基隆中學出生，因為出生在基隆，故而起名“基東”。

　　鐘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后，他和他的同事們一心想把東區(qū)服務隊的工作經(jīng)驗移植過來，好好培養(yǎng)教育臺灣的年輕一代。也就是在那時，鐘浩東由吳克泰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他們以鐘浩東和先父等人為核心，一方面團結教職員中的積極份子，包括鐘國輝、方韜、張逸民、潘佩卿、徐新杰、楊奎章、鐘逢甲、蔣蘊瑜、肖志明、李南鋒、藍芷芳、林獻秀、鐘里志等十余人成立了學習小組，經(jīng)常討論時事和中國革命問題，積累了不少進步書籍雜志（后來“二·二八”事變時被鐘國輝、徐新杰燒掉了）。另方面，又對學生進行民主啟蒙教育，指導學生開展課外活動和社會活動，成立了學生自治會及班會，給圖書館購買了不少進步書籍讓學生閱讀，并逐步進行學生中間積極分子的個別教育，同時通過學生與學生家長和社會發(fā)生廣泛聯(lián)系。當時，發(fā)生北平“沈崇事件”和東京 “澀谷事件”，他們利用這兩個事件指導學生秘密油印反對美帝的宣傳品，由郵局散發(fā)到全臺各地。在此基礎上，后來基中中共地下黨在教師和學生中間秘密發(fā)展了一批中共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