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紀委、北京市監察局主辦的《是與非》雜志最近披露一起案件——發生在2010年9月17日的北京玉淵潭“9·17”透水事故，背后隱藏著北京市河湖管理處原主任李柱腐敗案件。目前，李柱已經被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剛修的高速公路就發生塌陷，剛建的大橋就出現裂縫……在各地豆腐渣工程頻頻泄底，安全生產事故不斷地大背景下，這起腐敗案件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工程沒有招標，一把手直接決定工程方，合同金額嚴重超出實際支出，涉嫌提供虛假合同等。

　　追問1

　　工程涉及專利技術就可以不招標嗎？

　　這不過是貪官的理由，招標程序已成道具

　　竹立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現行的《招投標法》等有關法律法規里，沒有任何有關工程涉及專利技術就不需要招投標的“特別條款”。哪家公司擁有工程建設中涉及的專利技術，不往外發包怎么可能知道？發包出去，有該項專利技術、有資質又愿意承接工程的公司自然就會主動申請。這不是違反程序的合理理由，如同時間緊等借口，這都是嫌疑人為了選擇“理想人選”預設出來的“排他條件”而已。

　　這種事情太多了，基本屬于事前弄虛作假，這次河湖管理處的這個事情還算是初級階段，在程序上直接就不規范了。我曾在一些地方調研了解到，當地的公共工程，也發包了，也競標了，但都是“定制發包”，最后拿到項目的都是之前就與一把手暗通款曲的承包商。這中間有很多已經市場化的潛規則，權錢交易早已經模糊隱蔽化。比如，持續多年對某地一把手的感情投資，為其家屬、子女辦理出國旅游、留學甚至海外投資等。比如，贓款直接轉化為理財產品，或者直接轉移到境外等。能夠承接到政府的建設項目，很多都是多年“投資”的結果，具體到一個特定的建設項目，反而可能查不出問題，程序常常一個都沒有少，招標結果也貌似合理，沒有明顯的缺失和漏洞。

　　這還是權商勾結的層面。在利益的驅動下，腐敗已經模糊化、團伙化。有的紀檢監察干部也跟我透露，還有個別地方已經到了權黑勾結的階段，意外“殺”出的、有競爭力的其他公司，被當地黑惡勢力攔在會場外面，根本無法進入競標現場。民主程序件件不缺，但是招標程序都成了道具，招標條件都是貪腐的外衣，最后還是一把手想用誰就用誰。

　　徐宗威(城市問題管理專家、《公權市場》作者)：從法律規定上講，工程建設尤其是市政工程項目、公益項目都必須要進行招標。如果投標過程中出現了專利技術，可以進行專門的保護或者保密，但不能以此為理由，取消招標。

　　2000年之后的十多年間，我國每年在市政設施上的投資平均是1.2萬億元。這些資金中至少有30%是市政府投資或者政府借貸的。政府參與投資甚至是主要的投資人，那這些市政建設項目花的就是納稅人的錢，加強管理就非常有必要。按照建設部市政設施建設規定，不僅施工方需要招標，包括施工、建設、經營、管理各個環節，都應該按照程序進行招投標。

　　追問2

　　財務有問題，第三方審計為何沒發現？

　　第三方審計的經費來自于項目，總把客戶賬目審計出問題，還有誰會請它？

　　李永忠(著名學者、制度反腐專家)：工程審計制度、財務工作確實存在明顯問題，原因很簡單，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單位的會計敢于頂撞、揭發單位一把手的貪污受賄問題。雖然當年，朱镕基總理給三個會計學院題詞的時候，對會計提出過最低希望就是不做假賬，但是現在只要是單位內部的會計，幾乎沒有沒做過假賬的。因為單位內部的會計那是單位的法人代表讓誰下誰就要失業的，這樣一個崗位的員工，他怎么敢冒著丟掉飯碗的危險，去揭發一把手的問題？這是體制的悲哀。所以，靠單位內部的財務會計很難第一時間發現問題。

　　對于單位內部審計，我歸納過一句話：內部嚴格審計則審計難有生計。只有靠外部審計才能發現一定問題，但外部審計也有無法避免的問題。一來它發現問題肯定比較慢，更關鍵的是，它也需要從審計項目中提成來解決審計費用問題，如果它總是把客戶的賬目審計出問題來，還有誰會請它？

　　所以，也只有黨委、政府外派的審計，經費能夠落實了，審計單位才會比較到位地去嚴格審計。比如，今年我們國家又審計出幾百億的資金問題，這就是政府財政把審計費用包干后，這些外部審計才真正地進行了嚴格的審計工作，這才審計出了問題。

　　徐宗威：在市政工程建設項目上，簽訂了合同之后，政府也有責任及時進行監督、檢查。加強公共服務職能是政府的主要職能，滿足公眾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進行合理的公共建設，保證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都是政府的職責。政府如果不去監督公共建設、不能保證公眾享受到質量優良的公共服務，那政府就是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沒有擔負起應盡的職責。

　　在監督上，也要積極鼓勵社會力量一起參與，更好地加強外部的監督，才能更好地保證公開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