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語：

　　1934年1月，貴州地下黨第一個黨支部———中國共產黨畢節(jié)支部正式成立，當時，只有三名黨員———林青、秦天真、繆正元。

　　80余載光陰，恍如白駒過隙。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貴州省委組織部提供的數據：貴州有中國共產黨員1696772名。

　　從3到1696772，這不是簡單的數字變化，而是中國共產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名行”的寫照。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來臨之際，我們采寫黨史上的今天，這不是簡單地回顧歷史，而是重溫歷史的脈絡，汲取今天前進的養(yǎng)分。

　　翻閱中國共產黨貴州史，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躍然紙上，一段段精彩的故事歷歷在目：五四運動之后，身在北京的貴陽學生寫信告訴家鄉(xiāng)人民，這樣的信件被當局扣押；林青、秦天真、繆正元三名熱血青年，以己微薄之力，奔走在貴州這片土地上，發(fā)動起志同道合之士，尋求中國的光明之路；面對祖國內憂外患，貴州的共產黨員群策群力，支援延安，支援解放區(qū)；解放前夜，諸多共產黨員或明或暗，與反動勢力斗智斗勇，完整保護了貴陽這座城市……

　　這組系列報道，從1919年五四運動對貴陽的影響開始，到1949年貴陽解放結束，以30年為時間主線，講述中國共產黨在貴州的生根發(fā)芽和枝繁葉茂。

　　中國共產黨貴州史，不需太多注解，因為從3到1696772，這本身就是豐滿的故事。

　　當時的夢草公園

　　連接大十字與花香村的中山西路中段，或許只有上了年紀的貴陽的老人才記得，這里曾有一座著名的夢草公園（后叫中山公園）。百年時光流轉，夢草公園已在城市的變遷中，成為歷史。

　　如果時光的鏡頭能定格在1919年至1933年的中山西路，彼時貴陽的進步人士，通過遠道而來的書信，獲知發(fā)生已久的“五四”運動、“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之后，他們團結起來，從夢草公園出發(fā)，號召貴州人民團結起來救國圖存。

　　這段時期，頻繁的學生運動，在逐漸喚醒貴州人民，為緊隨其后的貴州黨組織建立儲備了人才，同時也奠定了基礎。

　　A：萬人游行

　　為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不少商店關門歇業(yè)，市民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帝愛國游行。當時，廣東街有間理發(fā)店還貼出歇業(yè)告示：“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

　　92歲的貴陽老人田丙坤，每當看到孫兒結婚照里那輛作為背景的黃包車，就會想起解放前的貴陽———當時，人力黃包車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有錢人喜歡坐著黃包車，到中山路上尋找最好的理發(fā)店或衣料店。而夢草公園，是那個時候貴陽的地標。正因為繁華，中山路成為動蕩年代學生高喊“救國”口號，進行游行示威表達愛國熱情的重要地點。

　　貴陽最早的學生游行，是在1919年。當年5月4日，為反對巴黎和會“不平等”條約，北京3000學生爆發(fā)“五四運動”，消息傳到貴陽，卻被貴州軍閥封鎖，禁止各報館刊登外地運動的消息，但他們擋不住在身在北京的貴州學生，往家里寄信。

　　很快，“五四運動”的情況在貴陽傳開，因擔心局勢無法控制，時任貴州省長的軍閥劉顯世只能改變態(tài)度———讓《貴州公報》《少年貴州報》《鐸報》等報紙，于5月19日報道“五四運動”發(fā)起的情況。

　　5月下旬，各省相繼成立國民大會，貴陽各界組織籌備貴州國民大會，何應欽被推舉為國民大會的主持者。大會籌備處通過《貴州公報》向全省發(fā)出通告說：“吾黔非中國領土乎？七百萬同胞非中國人民乎？當茲國本顛危，千鈞一發(fā)之際，猶不能急起直追，尚能謂為有人心乎？”

　　這張報紙，至今還保存著，日期為1919年5月31日。

　　第二天，也就是1919年6月1日，貴陽各界人士在夢草公園光復樓召開貴州民國大會，大會上掛著山東青島地圖，還有“賣國賊”段祺瑞、曹汝霖、陸宗輿等人的畫像，這激起了群眾強烈的愛國熱情。三千學生走上中山路、廣州街（現中華路）游行、演說，沿途市民紛紛加入，將游行示威隊伍擴大到1萬余人。

　　貴州理工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敖以深說，1919年6月，為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不少商店關門歇業(yè)，市民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帝愛國游行。當時，廣東街有間理發(fā)店還貼出歇業(yè)告示：“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

　　這種景象，也是貴陽人民覺醒的見證。

　　上世紀30年代的貴陽大十字

　　B：運動高潮

　　從1919年起至1933年，在夢草公園成立的進步團體，進行的游行演講，抵制日貨運動已無法計數。夢草公園成為當時貴陽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傳閱進步文章，進行學生運動的重要地點……

　　夢草公園，曾是明時官員的府邸，內中有池塘，名為夢草池。1912年，辛亥以后才辟為公園，取名夢草公園。

　　夢草公園又叫中山公園，在田丙坤老人的記憶里，關于夢草公園已是1930年后的景象———里面亭臺樓閣、古樹參天、曲徑通幽，在一片空曠的土地上，有人種下了十幾株樹苗。老一輩人告訴他，更早以前，這里池中荷花怒放，文人聚在池邊飲酒作詩，常有學生在鐘樓下集會，熱鬧非凡。

　　其實，從1897年至1920年，貴陽先后已建立了71所中小、專科學校，各校以貴陽大十字為中心向外延展，夢草公園自然成為各校學生相知、互助、集會的地點。

　　1916年，在貴陽南明小學就讀的周逸群，就感到內憂外患，在光復樓上提詩“國事紛紛亂似絲，瓜分禍到尚不知，爭名爭利鬩墻釁，無怪外人笑睡獅”于壁上，給這座公園加上了“覺醒”、“革命”的記號。

　　后來，貴陽學生游行聲援“五四”運動，從夢草公園出發(fā)。同年7月5日，貴陽各校學生召集在夢草公園開會，商討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貴州支會，軍閥劉顯世試圖想讓時任警察廳長李映雪，動用警察在7月16日學聯貴州支會成立當天，只準開會，不準上街游行。

　　但這天上午，夢草公園的大門向眾人敞開，還是在光復樓下，有學生、商人、進步人士。學生們對著國旗宣誓，“從今后，我愿為國犧牲性命及各種權利”。規(guī)模空前的學生游行運動沖破障礙，從夢草公園開始。

　　從1919年起至1933年，在夢草公園成立的進步團體，進行的游行演講，抵制日貨運動已無法計數。夢草公園成為當時貴陽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傳閱進步文章，進行學生運動的重要地點，這個時段也是貴陽革命的一次高潮。同時，進步人士也遭到了當局的殘酷對待。

　　田炳坤老人說，1933年，他又到過夢草公園，公園面積縮小了，多了幾棟當時政府的辦公樓，此前看到種下的那些小樹，已冒出圍墻，卻被毀壞建起了警備司令部。這年9月18日，貴陽學生為紀念“九一八”兩周年游行，而遭到軍隊鎮(zhèn)壓

　　。

　　當時的達德女子學校

　　省立模范中學（現貴陽二十一中）培養(yǎng)出了很多進步人士

　　C：血腥鎮(zhèn)壓

　　1932年9月22日，兩名在郵局檢查日貨的小學生，遭到貴陽400多商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學校罷課、游行。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在全國各地建立和發(fā)展黨組織。1931年，“九一八”事變震驚中國。這天早晨，在貴陽電報局工作的省立第一中學兼課教師楊紹馨首先接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他匆匆趕到學校，對師生們說，“國難！昨晚日本人武裝搶占了沈陽城。”

　　緊接著，上課鈴響起，沒有人進教室，學生們在操場、走廊高喊抗日口號，師生紛紛奔走各校，號召進步人士到一中開會。他們的目的是，給蔣介石發(fā)電報，請求停止內戰(zhàn)、抵御外侮。要求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

　　“九一八”事變后，“江流社”、貴州省學生抗日救國團、省婦女救國團等抗日進步團體相繼成立，開展抗日活動。然而1932年7月，蔣介石卻調集30萬軍隊，向蘇區(qū)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guī)模的第四次“圍剿”，并開始對全國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壓制。1932年9月18日，紀念“九一八”一周年，貴陽學生發(fā)起抵制日貨運動，9月22日，兩名在郵局檢查日貨的小學生，遭到貴陽400多商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學校罷課、游行。

　　1933年9月18日，兩周年紀念這天，花牌坊（今中山西路與公園路交匯處）、府后街（今公園南路）上，人們手里拿著“全國的無產階級完全赤化，何愁日本帝國主義不會打倒”等抗日革命傳單，貴州當局驚恐萬狀，貴州軍閥派兵持槍鎮(zhèn)壓，用一輛汽車向游行的學生猛沖過去，兩名學生當場倒在了血泊中，還造成40余人受傷，50余人被捕。

　　這樣的消息，貴州軍閥當然不想外傳，報紙、郵電信件全部檢查封鎖消息。直到20多天后，國聞社重慶通訊社才首次詳細報道了此事。此后，上海《申報》以《貴陽慘劇》為題再次報道，10月17日，署名為旅隼的作者，用800字在《申報》上刊登《沖》一文，筆調辛辣，諷刺貴州軍閥“是善于克敵的豪杰”，而作者正是魯迅先生。

　　1933年，貴陽這一慘劇發(fā)生后，抗日救亡運動走向了低潮。田炳坤老人說，1935年，已經11歲的他再次來到夢草公園，公園道路泥濘，枯枝無人修剪，光復樓下，再沒見到熱血青年的身影。

　　敖以深說，“五四”運動以后，貴州各界順應時代發(fā)展潮流，一次次將貴州民主革命、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給貴州、貴陽建立中共黨組織奠定了基礎。

　　革命先驅 留洋帶回新思想

　　“五四”前后，貴州一批進步青年遠渡日本、歐洲，學習馬克思主義、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將“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新思想，通過不同渠道向貴州甚至全國傳播。

　　《貴州公報》最早報道俄國十月革命

　　1917年12月11日，在俄國爆發(fā)十月革命一個月后，《貴州公報》以《俄國第二次大革命要聞種種》為題，在貴州首次報道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

　　“這則報道，講訴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如何推翻了資產階級政府。”貴陽黨史專家王毅力說，當天，因為這則報道，《貴州公報》被搶購一空。后來貴州很多報紙也連續(xù)報道了關于十月革命的文章，“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新思想開始在群眾中傳播。

　　但是，“社會主義”被當時的貴州軍閥劉顯世認為是“過激主義”，主張反帝反封建的人是“過激黨”，當局開始攻擊、扭曲、壓制進步思想，但卻沒有擋住貴州一批進步青年遠渡日本、歐洲，將更多、更深刻的新思想傳入貴州。

　　《貴州青年》外地最早冠名“貴州”的進步刊物

　　1916年，周逸群在夢草公園光復樓上，內憂外患寫下詩詞。三年后，他前往日本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課余時間，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他的精神糧食。

　　1923年，周逸群回國來到上海，他與貴陽進步青年李俠等創(chuàng)辦《貴州青年》旬刊，這是外地創(chuàng)辦的刊物中，出現“貴州”兩字最早的刊物。

　　《貴州青年對貴州政治應有的主張》、《三民主義與貴州》……裝有進步文章的《貴州青年》，被周逸群通過郵寄、托人傳帶的方式傳回貴陽，引起貴州震動，而周逸群卻收到了3次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周逸群并沒有因此畏懼，他得到了共產黨青年領導人肖楚女的支持，并發(fā)展周逸群成為了中共黨員。

　　《對于過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王若飛獄中寫信指導母校教育

　　1917年，時年21歲、生于安順的王若飛跟隨黃齊生前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同樣搜集借閱了大量社會主義書刊。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他與黃齊生毅然回國，又于第二年到法國勤工儉學。

　　1925年，王若飛回國后，已是共產黨員，先后任豫陜區(qū)黨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1931年被捕后，他在獄中給秘密寫下了《對于過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輾轉寄回了母校達德學校。文中提到，“教育家絕對不能脫離現實的整治斗爭”、“要正確領導學生積極參與實際社會政治工作”……這些文字，已經明確指出了辦教育要適合革命的潮流，適合當時最進步的革命思想。

　　當時，達德學校的師生讀過王若飛的這篇文章后，受到很深的影響，開始在各校進行傳播，培養(yǎng)出了一批向往民主的革命進步人士。

　　王若飛（右）和黃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