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8日——20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寧夏回族自治區(qū)考察。習總書記此行考察內容廣泛，舉凡扶貧、宗教與民族工作、東西部對口幫扶、生態(tài)保護等等。筆者認為：總書記寧夏行的“一頭一尾”至關緊要，凸顯了“長征”與“脫貧”兩大關鍵詞。

　　總書記將考察的第一站，選在了80年前紅軍長征最終會師之所——固原市西吉縣將臺堡，從北京直飛固原后，驅車70多公里，向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敬獻花籃并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倳�記將實地考察精準扶貧情況貫穿全程，更于考察活動最后一天，召集22省份相關負責人，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xié)作座談會并發(fā)表重要講話，繼續(xù)推進其20年前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時躬身推進的對口幫扶事業(yè)。

　　“長征勝利會師”與“推進脫貧攻堅”，集中呈現(xiàn)于寧夏沃土，可謂一“古”一今，又可謂亦“古”亦今而亙“古”亙今，這是已然發(fā)生和正在上演的史詩般的鴻篇巨制。讓我們一起，盤點下“長征”與“脫貧”兩大關鍵詞的會通之處。

　　其一，“長征”與“脫貧”都確屬生死攸關之役。人人皆知，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chǎn)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實際上，這一評價也完全適用于長征本身。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和將臺堡會師，標志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紅軍置之死地而后生，履險如夷，浴血奮戰(zhàn)，沖決“敵軍圍困萬千重”，奪取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機、別開生局的關鍵。同樣，正如習總書記在2015減貧與發(fā)展高層論壇所言：“全面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現(xiàn)有人掉隊�！必毨�人口不脫貧，我們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就存在“突出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就無法圓滿“收官”，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就完全無從談起。而就其難度而言，西部地區(qū)特別是民族地區(qū)、邊疆地區(qū)、革命老區(qū)、連片特困地區(qū)貧困程度深、扶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又構成了脫貧攻堅的短板�！岸贪濉北仨氀a足，“長征”不能止步。去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即我國現(xiàn)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xiàn)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qū)域性整體貧困。去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的決定》，又一次強調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性，并進行了全面部署，進一步明確要求、細化安排、落實責任。小康決勝階段，脫貧攻堅是關鍵一役！

　　其二，“長征”與“脫貧”都彰顯根本政治立場。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奔t軍長征的勝利，不僅是一次戰(zhàn)略轉移的勝利，而且是我們黨堅持人民立場和群眾路線的勝利。長征奠定了黨在今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堅持人民立場和群眾路線的理論自覺。依靠人民立場和群眾路線，紅軍有效發(fā)揮了“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作用，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支持，為戰(zhàn)略轉移勝利及至抗戰(zhàn)和解放戰(zhàn)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取得民族團結工作的進步，不僅贏得了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支持幫助，還為今后制定和建立正確的民族統(tǒng)戰(zhàn)政策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創(chuàng)造了有益經(jīng)驗。同樣，“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xiāng)，關鍵看貧困老鄉(xiāng)能不能脫貧”，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標志性指標，是“十三五”時期的重大戰(zhàn)略任務。脫貧攻堅彰顯了我們黨以人為本的執(zhí)政理念和強烈的責任擔當，絕不是無關緊要的事，而是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關人民福祉、事關黨的執(zhí)政基礎的大事，這既是一個民生問題、發(fā)展問題，更是一種政治態(tài)度、政治立場。正是由于我們黨始終不忘初心，恪守人民立場，“長征”也好，“脫貧”也罷，足以使“中華民族積蓄”了“太久”的“能量”爆發(fā)出來，共同去實現(xiàn)偉大的中國夢。

　　其三，“長征”與“脫貧”都堪稱史詩性的奇跡。習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的紅軍長征，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痹�于1984年重走紅軍長征路的美國著名記者、《紐約時報》副總編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在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感慨道：“中國1934年的長征不僅僅是象征。中國紅軍的男女戰(zhàn)士用毅力勇氣和實力書寫了一部偉大的人間史詩”。同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6億中國人脫離貧困，最早實現(xiàn)了貧困人口減半的聯(lián)合國千年發(fā)展目標，城鎮(zhèn)化空前發(fā)展，中國人整體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然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我國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仍不平衡，中西部特別是偏遠農村的生存生活條件還很差，有的地方甚至連吃水都困難。按2015年年底的統(tǒng)計，我們的任務是實現(xiàn)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比英倫三島總人口加起來還多700萬，比法國多400萬。脫貧攻堅之役的勝利，勢將進一步書寫華夏大地的人間奇跡，成就中華民族對人類發(fā)展事業(yè)的巨大貢獻。

　　其四，“長征”與“脫貧”都體現(xiàn)黨的高超領導力。毛澤東在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曾講：“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也好，扶貧也罷，無前人先例可循，無萬能理論可依，都缺乏教條肆虐的空氣，教條主義只能乖乖讓位于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長征是拼出來的，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習總書記指出：扶貧開發(fā)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所面對的多數(shù)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抓工作。“行百里者半九十”，萬里長征要咬牙走完最后一公里，扶貧攻堅要精心打通“最后一公里”。脫貧攻堅，除了一般常說的長期性、持續(xù)性，還有一個精準定位的問題，中央關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矯治脫離實際、強制脫貧的“扶貧急躁癥”，與長征鍛造出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高度一致的。長征的勝利，離不開黨的優(yōu)秀領導集體和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的大局意識、團結精神和嚴明的組織紀律性；同理，脫貧攻堅必須把東西部扶貧協(xié)作和對口支援長期堅持下去，“這在世界上只有我們黨和國家能夠做到，充分彰顯了我們的政治優(yōu)勢和制度優(yōu)勢”。

　　陜甘寧地處西北偏僻地區(qū)，受自然條件等多種因素制約，扶貧難度相對較大，脫貧工作一直牽動著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心。1973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同來訪的越南勞動黨同志訪問延安，這是總理1947年3月18日離開延安后第一次回延安�！爸芸偫恚∥覀兊闹芨敝飨�回來了！”延安人民奔走相告，歡呼著，不停地招手，不停地跳躍，幸福滿滿，笑容洋溢。當周總理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生活比過去好，但比周圍其他地區(qū)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有部分群眾困難較大時，他語氣沉重地說：“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他們用小米養(yǎng)活了我們，養(yǎng)活了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犧牲。今天他們仍然過著這樣艱苦的日子，我們要好好地想一想，我們對不起這里的人民�！彼麑Φ匚�的同志說：“今天不是怪你們，我是總理，我有責任，我希望你們努力，多想辦法帶領這里的人民，改變落后的面貌。等你們搞好，我再來延安，再來看你們，向你們祝賀。”總理去世后，《周恩來選集》等書出版，鄧穎超大姐遵從總理的心愿，將二萬元稿費請中央辦公廳寄給了延安。

　　彌補周總理之憾，必須牢記“長征永遠在路上”。陜甘寧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陜甘寧又構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出發(fā)點。習總書記于此行明確指出：“到2020 年一定要實現(xiàn)全部脫貧目標。這是我當前最關心的事情。”時代在變，任務在變，但長征精神應當永放光芒�！伴L征精神的內涵”，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面對形形色色的敵人決一死戰(zhàn)、克敵制勝”。有了這樣的精神，就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就能夠走好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長征之路。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