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把普通話稱作“國語”，實際上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普通話是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這是一個法律術語，著重強調的是“普通話”在國內的“通用性”。“國家通用語言”不能與“國語”“官方語言”相混淆。

　　官方語言一般是指一個國家法定的正式語言，如法國為法語。另一些國家，主要是一些國內民族較多的前殖民地國家，比如印度，用前殖民國家的語言——英語，作為主要官方語言。而有的國家如中國、美國，并沒有法定的官方語言。

　　普通話的“普通”兩字，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話作為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言，也是各民族的主要交際語。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我國從來沒有指定“官方語言”，就是從這一重大原則出發的。

　　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好處多多。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擁有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多文種的大國而言，更是有著多重意義，比如民族、地域間交往交流，建立統一市場，維護國家統一，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等等。

　　民國時期：教員說普通話反被攆走

　　“普通話”這個詞最早出現在清末。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但當時的推行效果并不盡如人意，以至于出現了教員在課堂上說普通話反被攆走的鬧劇。

　　史學家周策縱曾談到1931-1933年在老家湖南衡陽讀中學時的一件趣事——那時的老師中，“有一位金先生，年紀最輕，是北大或北師大畢業的。一口卷舌音，兒呀兒的。我們聽不懂他的北京話，上了幾堂課，大家聽不懂，要趕走他。校長說他講的最標準，我們都應該學。可是他的舌頭卷得那么厲害，我們實在無法聽懂，結果還是把他趕走了。想起來真冤枉，又很好笑。”

　　北洋政府時期，梁啟超在北京授課，因講話帶有濃重的粵語口音，學生感到極難理解。1943年，查良鏞（即后來的金庸）在重慶讀書時，因為錢穆老師用無錫話授課，同學們聽不懂，身為海寧人的查良鏞還能聽明白，于是就充當起了“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