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外記者姚蒙蔣豐鄭琪穆積山文朱李軍張可白云怡】編者的話：國內有關“996”(“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討論依然在持續。這個始于一名程序員的吐槽，因馬云、劉強東等互聯網大佬參與而“激烈”起來的話題，觸發了一場有關加班文化的大討論。實際上，加班在全球層面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被996籠罩的也不只有國內一些公司——美國硅谷就以“工作狂”文化聞名于世。但996等于“拼搏”“奮斗精神”嗎？在某個發展階段996不可避免嗎？從歐美發達國家到新興經濟體，再到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國家，《環球時報》駐多國記者就此進行了調查。

法國人：雇主跟你講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時要小心

在美國，過度加班 小心遭媒體集體爆黑料

　　在工作時間問題上，法國人的“認真”是出了名的。根據《環球時報》記者在法國工會組織任過職的經驗來看，法國人認為勞工權利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工作時間，歐美勞工經過19和20世紀一系列斗爭換來的8小時制不容侵犯。這與“理想”“奮斗”無關。

　　對于996，法國勞工民主聯盟的特里莫雷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雇主跟你講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時要小心，他們的目的是剝削你更多的剩余價值，你越奮斗，他賺得越多。他告誡說，任何人付出勞動都必須得到收益，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在法國是絕對不允許的。

　　法國雇主協會一名負責人對記者表示，控制員工的工作時間、精確核算勞動生產率是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重要環節。他認為，延長工作時間后，員工的生產效率會因疲勞積累而下降，這在高科技企業、一些研發領域尤其要避免。

　　966討論也引起法國媒體注意，《費加羅報》14日頭版刊登標題、經濟版大幅報道中國企業加班現象，題目毫不猶豫地使用了“上班地獄”形容詞，可見當地輿論的態度。

　　當然，工作時間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法國企業有一項不成文的規矩，負責任、收入高的高級職員常常不精確計算工作時間，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節奏安排工作，還有不少技術人員自愿加班，這也是事實。

　　在另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當地人對于加班并不陌生。根據英國總工會的統計，英國3000萬就業人口當中，將近500萬人經常性無償加班。其中，從事教師行業的人每周無償加班時間最多，約為11.2小時，其后是律師行業、金融行業、建筑師行業、傳媒業。

　　在倫敦從事能源貿易的薩福克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他不定期地在周二和周四加班，主要是因為英國有些公眾假期都是在周一和周五，很多人會在假期結束后的第一天或假期將至時處理手頭上堆積的工作。但對于996，薩福克表示難以接受，因為偶爾加班變成常態性現象，會令自己失去更多家庭生活，這不是額外酬勞可以彌補的。

　　對于英國人來說，能夠找到的加班奮斗歷史記憶要追溯到二戰期間。倫敦人休伊特說，當年她的父母在一個軍工廠工作，為應對納粹威脅，才會時常加班到深夜。在和平年代，多數英國人都不會把加班看作個人奮斗的體現。“如果你把加班看作習慣，你又如何讓你的雇主感到有責任加薪、增加假期呢？”

　　說起996，很多人都會想到美國的硅谷。一位在硅谷工作的朋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加班對他來說是常事，而且是“自愿”。的確，加班是不少硅谷人的日常默認選項，特別是初創企業。但這不是硅谷的全貌——除了高工資，每天下午5時準點下班的人很多，不加班的大公司司空見慣。而且在硅谷，被看重的是結果，不是工作時長;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僅是個人追求，也為諸多企業所提倡。

　　整體上，美國人的工作強度大于歐洲。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在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問題上，美國在發達國家中處于底端。例如，與荷蘭人相比，美國人每年的工作時間要多353個小時。美國對勞工福利的保障也落后于歐洲國家。但美國社會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追求仍很突出。許多媒體會以工作生活平衡指數為指標評選宜居城市，同時熱衷于報道“瘋狂工作”對健康的壞處以及對工作效率的負面影響。對于部分高科技企業的過度加班，媒體多以黑料處理。特斯拉在加州的一個未來工廠就因員工勞動強度過高而遭集體批評。

　　對于加班，美國不同代際之間有不同觀感。《福布斯》雜志稱，出生于1945至1960年的美國人在成長過程中經歷艱辛，因此更重視穩定的工作機會，所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不是優先關注點。但這一代人的孩子則更熱衷于尋求諸如遠程辦公、延長產假或陪產假、充足的年假時間等。

印度網友的反應呈現“兩極”

拉美國家的態度堪稱“禁忌”

　　作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印度也面臨加班問題。瑞士聯合銀行在《2018年度價格與收入報告》中對世界上77個城市進行排列，其中孟買勞工以平均每年工作3315小時居于榜首，緊隨其后的是河內、墨西哥城。報告還指出，孟買勞工年均假期天數為10天，屬榜上最少。

　　鑒于此，在多家印度媒體引述《彭博商業周刊》一篇關于中國“996加班工作模式”的報道后，印度網友議論紛紛。有網友稱，這就是“適者生存”的道理。網友“山迪普·庫馬爾”很直白地說，“996機制應該引入印度，這樣印度的發展將更加迅速”。一名叫“高級公民”的網民稱，“馬云是絕對正確的……沒有工作你根本無法支撐家庭”。

　　當然，持反對觀點的也不少。“哈什瓦爾丹”不無反感地表示，“996意味著創造力的終結。長時間的工作讓員工根本沒有時間提升知識結構以實現自我發展，這樣的公司可以在某一天將其炒掉”。“一些企業已經一周工作6至7天，每天12到15小時。這種模式讓人漸漸喪失情趣。如果年輕人因此過勞死，那工作有何意義？”網友“卡瑪爾”寫道。

　　與印度人的糾結相比，同為“金磚”一員的俄羅斯是另一番景象。在俄羅斯工作的中國人都深有體驗，每到夏季和元旦前后，開展工作就會變得特別困難，因為俄方人員幾乎都在休假。

　　中國私營企業主韓先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剛開始從事中俄貿易時，他對俄羅斯人的“懶”非常不習慣。雇的俄方員工總是拒絕在周末加班，經常請病假。后來，他在俄境內開了分公司，漸漸接受了“有張有弛”的理念。

　　俄羅斯人工作時間寬松，既有歷史文化因素，又有現實的經濟和社會因素。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人民委員會就規定了八小時工作制。1967年，蘇共中央通過每周工作5天、休息兩天的提案。根據俄羅斯《勞動法》規定，不管用人單位采用五日工作制還是六日工作制，一周工作時長都不得超過40小時。 由于有這些規定，用人單位會對員工加班問題格外慎重。當今社會，IT工程師時薪較高，增加工作時長對老板反而不劃算。此外，員工還可以因拖欠工資或工作時間過長而曝光老板，曾經有許多不了解俄羅斯法律的外國公司因被舉報而遭處罰。

　　不止俄羅斯，在阿根廷、巴西等南美新興經濟體，如果有人敢公開支持996，會立即遭到整個社會異常激烈的批評。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些國家完全不存在加班文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南美強大的工會組織，他們會通過游行、談判等方式確保勞動者保護法嚴格實施。

　　記得幾年前阿根廷幾家為西班牙品牌Zara代工的工廠，被爆讓勞工從早上7時工作到午夜，消息一傳出即遭阿根廷社會和監管部門譴責。工廠馬上被查封不說，示威者涌上街頭，打出“Zara是奴隸主”“血汗工廠”的標語，嚇得Zara緊急發表聲明，稱對此“完全不知情”，一定徹查下游廠商。

　　整體來看，拉美很少有加班情況出現。絕大部分商店周末雷打不動要關門歇業，因為周末和節假日是“家庭時間”，拉美人的家庭觀念很重，即使企業方面給出三倍的加班費和調休安排。曾經有一名阿根廷當地的中國旅行社老板向記者“抱怨”說，每逢節假日就找不到人干活，只好自己去辦公室“坐鎮”。

韓國減少加班仍未達“及格線”

日本企業家代際差異很明顯

　　韓國是一個加班文化盛行的國家，但這種文化已與“奮斗”沒有太大關系。根據OECD的統計，韓國人2016年年均工作時間為2069小時，在該組織中僅次于墨西哥(2255小時)。麥肯錫同年進行的調查顯示，韓國人工作時間與效率成反比，一天工作時間約11個小時的生產性效率僅為45%，而工作9小時卻為58%。

　　韓國KBS電視臺曾在一檔訪談節目中披露，韓國上班族痛恨加班文化，不能按時下班，一定程度上是儒家尊卑思想作祟。受訪者稱，下班時大家基本按照職務級別依次離開，即部門經理—課長—代理—主任—普通職員;上司心情的好壞也是能否按時下班的風向標。

　　在韓國，隨著社會節奏加快，競爭加劇，“過勞死”或“過勞自殺”的事件經常見諸報端，護士、IT產業人員、廣播電視臺編導、家政配送員等逐漸成為高發人群。為此，自2017年起，韓國政府開始著手改善這一局面。2018年，國會通過《勞動基準法》修訂案，將周最高工時由68小時減為52小時。

　　韓國官方3月份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韓國家庭教育支出增長3.2%，娛樂支出增長4.6%，究其原因，與去年7月以來縮短工時帶來的紅利有關。而在去年5月的麥肯錫報告中，韓國大公司的企業文化與兩年前相比已有好轉，但仍未達到國際企業標準的“及格線”。

　　在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996話題傳來后，日本《鉆石周刊》以“中國IT業界異常殘酷的996遭遇罕見抗議”為題評論稱，這是中國勞動者權利意識的蘇醒。但梳理日媒評論，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日媒把重點放在勞動者是否得到相應的報酬上，而沒有觸及996制度本身。曾經加班成狂的日本，實在是沒有底氣批評中國企業。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人為了所謂“戰后復興”及出人頭地，出現過全民加班的社會現象。社會上奉行“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信條，不加班者甚至會被視為“異類”。但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雖然日本人對“常態性加班”并沒有明顯不滿，國際勞工組織的批判卻很猛烈。此后，日本為維護形象，采取各種措施減少加班。

　　去年7月，經合組織的報告顯示，日本勞動者年均勞動時間已經從2000年的1821小時，下降到2017年的1710小時，低于意大利(1723小時)。2017年日本人的日均勞動時間已經降為6.98小時。客觀說，現在的日本已經不是以前“加班成狂”的國家了。

　　《環球時報》記者曾采訪二十多位日本上市公司的負責人，發現老年被訪者普遍將工作看成人生樂趣，工作強度超過996，他們希望員工也這樣做。而中青年被訪者以IT界、金融界人士居多，他們對于加班很反感，主張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對于員工則更不會要求其拼命加班。這一點與中國IT企業的中青年老板們形成鮮明對比。“人才如此緊缺，不加班我都怕他們跑，千方百計留住他們，更別說要他們加班。”一位IT公司的董事長對記者說。

　　在記者看來，企業需要的不是靠加班刷存在感的“社畜”，而是“社主”，有上進心和主人翁精神的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