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組織吁海洋垃圾所涉品牌企業減塑，專家：不能靠企業自律

　　海邊沙灘的垃圾里，隱藏著多少“品牌”？

　　2018年，上海仁渡海洋公益發展中心(下稱“仁渡海洋”)志愿者在中國海岸線上的24個沙灘撿了71197件垃圾，多為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其中2504件尚可辨別出“品牌”，共涉及數百個品牌。其中221件垃圾涉及康師傅，數量排在榜首，其后是娃哈哈、怡寶、農夫山泉、可口可樂、統一、伊利、旺旺、景田、蒙牛等品牌。

　　上述數據來自仁渡海洋近日發布的《海灘垃圾品牌監測報告2018》(下稱“報告”)。

　　該《報告》發布后，7家環保組織公開倡議，呼吁在本次監測結果中被識別出的海洋垃圾涉及的品牌企業采取減塑行動。

　　仁渡海洋創始人劉永龍9月26日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海灘垃圾的產生，首要責任在消費者，但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說，呼吁企業行動或許更為有效。

　　澎湃新聞就此聯系了康師傅、娃哈哈、伊利、蒙牛等數家企業采訪，截至發稿前未獲回應。可口可樂公關人員9月26日回應澎湃新聞稱，該公司已在去年提出了“全球可持續包裝愿景”，到2025年，可口可樂系統將在全球范圍使用100%可回收的包裝材料。

　　“直接呼吁企業，這是寄希望于其能夠‘自律’，但‘自律’有時起不到效果——尤其是在只通過某幾個大企業做這件事時。”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蔣建國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坦言，須從政府、法律層面“控塑減塑”，予以強制約束。

　　沙灘垃圾涉及數百個品牌，零食飲料類居多

　　仁渡海洋2007年起便關注海灘垃圾問題，并發起“守護海岸線——科研監測”項目，建立全國海灘垃圾監測網。劉永龍介紹，2018年4月仁渡海洋第一次發布海洋垃圾品牌監測報告，包含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的數據；今年9月21日第二次發布的報告，屬于2018年監測數據。對比顯示，兩年監測結果近似。

　　根據報告內容，2018年，沿著中國海岸線，從天津、煙臺一路南下至廣西北海，仁渡海洋選擇了24個海灘作為監測點。志愿者們避開了大量游客活動及環衛定期清潔的商業海灘，以便準確反映海漂垃圾的構成。

　　在這些海灘上，志愿者全年監測到71197件垃圾，其中大多難以識別出品牌，僅有2504件能被識別，約占總數的3.51%。最終，記錄在冊的品牌共有627個，其中近一半為零食食品類品牌，其后依次為酒水飲料類、生活日用品類及其他品牌。

　　上述所有品牌中，涉及康師傅的垃圾最多，有221件，娃哈哈和怡寶緊隨其后，分別為149件、145件。前十榜單中，還有農夫山泉、可口可樂、統一、伊利、旺旺、景田和蒙牛等品牌。據志愿者統計，被識別出品牌的垃圾，大多為塑料飲料瓶和塑料包裝等包裝物。

　　“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次性包裝物受到了消費者認可，且是生產商的普遍選擇。”《報告》認為，這也反映出，消費者與企業如果改善消費習慣、材料選擇和產品設計，少用塑料，拒絕“用完即丟”，“還大海以潔凈并不遙遠”。

　　值得注意的是，志愿者在部分監測點發現了“部分外文品牌的垃圾”，包括浮標、飲料包裝以及日用品包裝等等，或是隨著洋流和潮汐移動漂流至中國海灘。仁渡海洋將其作為一種“警示”：海洋垃圾已是國際化甚至全球化的環境問題。

　　“首要責任人是消費者，找企業或更有效”

　　9月23日，仁渡海洋《報告》發布不久，“擺脫塑縛行動”等多家環保組織公開倡議，呼吁在本次監測結果中被識別出的海洋垃圾品牌企業采取減塑行動，包括積極公布具體可行的減塑計劃，回收價值低的塑料包裝，投資開發可重復使用的包裝或新的產品交付模式，等等。

　　談及向相關企業公開“喊話”的初衷，“擺脫塑縛行動”負責人鄭雪稱，海灘垃圾是消費者亂扔或是未被管理好而產生的，這是大多數企業的論調，但在環保組織看來，仁渡海洋撿出來的垃圾，大多本是不可回收的。

　　根據上述《報告》，被監測到的海灘垃圾中，近80%的垃圾為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如塑料袋、塑料膜和碎發泡塑料等包裝物。鄭雪認為，企業在源頭設計時，就應考慮到所選材料在全生命周期中所造成的環境影響，比如產品被消費后的“包裝處理”問題。

　　對此，劉永龍頗為贊同。“誰是造成垃圾失控的首要責任人？答案很清楚，是消費者。”他說，“但從解決垃圾問題的角度來說，找誰會更容易、有效？或許是企業。”

　　在劉永龍看來，企業可做的事很多。比如，在原材料的選擇、產品的設計環節，企業便能給予有效回應，減少塑料使用，即便垃圾流落環境中也不會造成較大的環境污染；而在銷售環節，可以建立包裝物的回收系統。

　　“再往下，則是做好‘消費者教育’，比如產品包裝、廣告上有無相關提示、是否足夠明顯——這些相對簡單的事情，企業有沒有做到位？”劉永龍稱，即便“自發前往海灘撿撿垃圾”也行，至少是一種行動。

　　對垃圾品牌監測報告，環保圈和商業圈態度不一

　　環保組織的“呼吁”，涉及的大部分企業尚未明確響應。“擺脫塑縛行動”在其微博發出倡議信時，曾@了一些相關品牌的官方賬號，但未得到對方回復。“困難在于，我們無法得到正面回應。”鄭雪坦言。

　　而在劉永龍看來，對于“品牌監測報告”，環保圈和商業圈的態度截然不同。“對方或許覺得，報告存在敵意。”劉永龍提及，在首次撰寫《報告》過程中，仁渡海洋曾和榜單前十中的一家品牌有過一次“非正式交流”，期望雙方能在品牌監測的基礎上一起行動，但對方提出，“終止品牌監測才是合作的基礎”。

　　“他們的反應非常激烈，甚至有些憤怒。這屬于其‘職務行為’，我能夠理解，但那不是我所期望的反饋。”在某些場合，劉永龍也會收獲一些積極回應，“經坦誠交流后，有企業會表態，一起干點什么。”

　　澎湃新聞近日聯系了上述榜單中的多家品牌采訪。部分企業公關人員在收到采訪信息稱“晚些(或明天)回復”，次日又稱，“還是不作回應了吧”。

　　9月29日上午，澎湃新聞聯系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采訪，該公司總機值班人員稱其無法對此事置評，會將記者聯系方式分別轉至零食和飲料事業群品牌公關部門。截至發稿，澎湃新聞尚未收到對方回應。

　　目前，僅有可口可樂公關人員正面向澎湃新聞回應稱，關注到了相關報道，該品牌已在可持續包裝上有所作為，做了一些再生塑料制品，并對公眾宣揚循環經濟理念。

　　公開報道顯示，2018年，可口可樂公司提出了“天下無廢”愿景，目標包括：到2025年，可口可樂系統在全球范圍使用100%可回收的包裝材料；到 2030年，全球范圍內實現公司銷售產品包裝的等量回收和再利用。

　　“在中國，可口可樂正與政府、環保組織、社區和商業伙伴展開溝通與合作，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可持續包裝解決方案。”可口可樂公關人員表示。

　　據鄭雪觀察，目前在減塑方面有動作的，“主要還是國際企業”，而鮮有國內企業對此明確表態。“(國際企業)會制定一些減塑計劃，最終執行得怎么樣，還有待觀察。”鄭雪說。

　　專家：“控塑”不能僅靠企業自律，須強制執行

　　“(環保組織)直接呼吁企業自律，但自律有時候起不到效果。目前來看，只通過幾家大企業做這件事(減塑)，成效不大。” 9月28日，對于“海灘垃圾品牌監測”一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蔣建國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環保組織“入手點或許有問題”。

　　蔣建國認為，公益組織統計出來的品牌，其垃圾僅占海灘垃圾的少數，而“大部分的垃圾查不到來源”。據其介紹，日常生活中常被使用的塑料有兩種，一種是硬塑料，比如瓶子，一種是軟塑料，比如塑料袋、塑料薄膜、農業上使用的地膜。不同的塑料，其危害程度、回收利用的價值和方式都不一樣。”

　　“控塑減塑是很復雜的事，必須要從政府及法律層面予以強制約束，減少塑料的使用。”他舉例稱，十多年前，國家就頒布過“限塑令”，這么多年過去，電子商務平臺發展迅猛，外賣、快遞等進入日常生活，塑料制品的使用更為頻繁。

　　《經濟觀察報》今年6月報道稱，數據顯示，僅2017年，國內快遞包裝塑料袋用量約80億個，三大外賣平臺每天外賣訂單量超過2000萬單，如果每單僅使用一個塑料袋，年使用塑料袋就超過70億個。專家認為，“限塑令”施行效果低于預期，原因包括“替代產品較少，塑料限制范疇小，監管力度不大，政策配套不足”等。

　　“加大力度限制塑料袋、地膜等超薄塑料產品的生產，這是為當務之急。”蔣建國認為，這類產品易破碎，無回收價值，但市場需求很大，“小作坊”就能生產，政府難以監管。“對于電子商務平臺，不僅要有標準，還要有懲罰，讓依賦在上面的商家感受到痛。”

　　澎湃新聞注意到，國家“限塑令”外，已有地方探索“全面禁塑令”。今年5月，海南省生態環境廳發布《海南經濟特區禁止生產銷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兩個月后，該條例草案送審稿再次公開征求意見，進展頗快。而在海南之前，吉林省、河南濮陽南樂縣也有類似動作。

　　政府、法律層面“硬性規定”外，蔣建國建議，應加快研發替代產品。“塑料很便宜、很結實、很輕，優點頗多。不能因為環境保護，就將生活打回原始狀態。拿什么去替代它？很難。”蔣建國提及，目前流行一些生物塑料可降解技術，但還不夠成熟。“普通塑料制品在環境中，不降解還好，但加入生物催化劑或其他添加物后，變成塑料微粒，并未完全生物降解，危害更大。”

　　與海灘垃圾打了多年交道的劉永龍坦承，目前看來，“控塑減塑”依然任重道遠，“對我們這些跳在河里面游泳的人來說，只有一個立場，就是繼續游下去，將來或許會有改變。”

　　澎湃新聞記者 何利權 實習生 段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