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政權執念歷史修正主義，拋棄戰敗歷史教訓，重拾軍國主義擴張話術，必將重蹈覆轍，危害日本自身與地區穩定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表態將“臺灣有事”與“存亡危機事態”相掛鉤，在臺灣問題上表達試圖武裝介入的野心，嚴重危及地區和平穩定。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今天，高市早苗開歷史倒車，置喙臺灣問題，妄圖倒行逆施，重回軍國主義老路，必將陷入失敗。

　　高市早苗涉臺錯誤言論無視歷屆日本政府對中國作出的政治承諾，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公然挑釁，嚴重破壞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高市早苗提及“日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如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所述，這一立場沒有變化”，卻不愿完整重申其中的具體要義，暗藏拒絕承認中國擁有自主處理作為內政的臺灣問題的合法權利，妄圖阻撓中國統一大業。日方借臺灣問題公然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嚴重違背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嚴重破壞中日關系的穩定發展，導致中日關系陷入緊張。

　　高市早苗置喙臺灣問題，并與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掛鉤，為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束縛、行使集體自衛權尋找借口，破壞地區安全互信與和平環境。堅守和平主義路線是戰后日本對國際社會的公開承諾，也是國際社會重新接納二戰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的先決條件。《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對二戰戰敗國日本作出了一系列約束，要求日本根除軍國主義，禁止重新武裝。日本在其憲法中承諾，永遠放棄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確立“專守防衛”原則，這些都是日本作為戰敗國的法律義務。高市早苗的挑釁言行無疑破壞地區穩定與合作氛圍，加劇各方對日本軍事安全戰略的意圖與走向的擔憂。在所謂“存亡危機事態”語境下，日本可以隨時制造出下一個借口，將地區國家納入其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范圍。

　　日本借臺灣問題生事，謀求成為軍事大國，嚴重沖擊《聯合國憲章》《波茨坦公告》等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沖擊東亞安全，加劇地區安全困境。《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集體自衛權”是為維護國際社會集體安全、防止法西斯勢力復活而創設的權利。戰后東亞安全的關鍵安排之一就是基于戰后國際秩序確立日本走和平主義路線，限制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而對二戰侵略歷史并未深刻反省的日本藐視國際法義務，擅自以內閣決議的形式解禁集體自衛權，大幅調整安保政策，加速擴增防衛預算，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圖謀放棄“無核三原則”，謀求發展進攻性武器，在強軍擴武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高市政權蓄意打破日本自衛隊淡化軍事色彩的慣例，擬恢復“大佐”等部分舊日本軍隊的軍階用語，意圖復活軍國主義。日方的做法升高地區沖突風險，成為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重大風險源。

　　臺灣問題不是日本可以隨意擺弄的“戰略籌碼”，更不能成為日本用以對外軍事擴張的借口。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多次以所謂“存亡危機”和“緊急自衛”為謊言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包括1931年對中國發起的九一八事變和1941年對美國發起的襲擊珍珠港事件。如今，高市政權執念歷史修正主義，拋棄戰敗歷史教訓，重拾軍國主義擴張話術，必將重蹈覆轍，危害日本自身與地區穩定。悲劇不能重演，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各種和平力量必須團結起來，共同阻擊高市政權的倒行逆施，堅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綜合戰略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