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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學成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沈丁立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副研究員 呂耀東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于鐵軍
問：奧巴馬將正式開始他的亞洲之行，這是他上任以來在亞洲的首次亮相。奧巴馬為何會選在此時出訪亞洲？
于鐵軍：總統正式的國事訪問安排起來需要一個過程，訪問時間的最終確定是多方協調的結果。美國總統在就任的頭一年即正式訪問亞洲，奧巴馬是第一位。且奧巴馬亞洲之行還是在國內經濟形勢嚴峻、各種國內改革舉步維艱、對外政策以阿富汗戰爭和反恐為中心的背景下進行的，更凸顯了奧巴馬政府對亞洲、尤其是東亞的重視。
劉學成：此次訪亞是在奧巴馬先后訪問中東和歐洲之后進行的，表明奧巴馬政府的東亞政策已經成型，致力于推進美國為主導、聯盟國為核心、多重伙伴關系為架構的地區合作機制。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陰影仍然籠罩美歐而中國經濟表現強勁有力的大環境下，在日本和澳大利亞高調拋出東亞共同體和亞太共同體的喧鬧聲中，奧巴馬現身東亞強烈暗示了“美國重返亞洲”的信號。
沈丁立：一是出于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后對東亞部分國家進行順訪，二是對他執政將近十個月后的美國與東亞關系進行階段性小結，從而烘托其成型中的亞洲戰略。可以看到，盡管奧巴馬政府相當重視亞洲在其對外政策中的分量，但其外交重點仍在歐洲和中東，對那些地區有著更為緊迫的外交議程。
問：奧巴馬入主白宮以來，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請問，與以往美國的亞洲戰略相比，奧巴馬政府的亞洲政策有何不同？
劉學成：冷戰結束以來，亞洲地區的國際關系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革。多重安全結構相互交錯，推動著亞洲地區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演變。奧巴馬在亞洲地區不是實施“戰略收縮”，而是“巧外交”下的“戰略強化”。增進與東盟的戰略伙伴關系凸顯。美國權威情報機構不久前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強調了美國與新加坡軍事合作的重要性，并稱新加坡是美國最主要的區域戰略盟友及軍事援助對象。有專家指出，新加坡軍隊的持續現代化有可能使其成為美國圍繞中國所構建的安全鏈中關鍵性一環。
呂耀東：以往美國歷屆政府關注的外交熱點主要集中在中東、歐洲和已持續數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對東亞關注甚少。奧巴馬入主白宮以來，一改布什政府單邊主義路線，淡化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倡導通過多邊機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尋求與亞洲國家的廣泛合作。其亞洲基本政策是優先鞏固盟友關系；對華接觸而非遏制；在與平壤接觸的同時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更加積極地同東南亞國家進行接觸。
沈丁立：美國在傳統上依賴同盟體系，因此歷來重視與日、韓、澳和新加坡等盟國的安全關系。此外，隨中國改革發展和國力提升，美國從對華遏制逐步過渡到接觸與遏制并舉的方針，并開始重視印度的作用。奧巴馬上臺以來，仍延續這一趨勢，但其亞洲政策又有新特點：他的政府尚未在依賴日本和增進對華合作間做出取舍，但傾向于進一步加強中美戰略對話與合作，對日對印關系卻未同步升溫。同時，日本新政府上臺后，美國遇到了日本近年來首度對美日同盟有所冷待的情況，這已影響到美日之間的戰略互信。
問：奧巴馬上臺以后，中美兩國政府之間互動頻繁。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新政府是如何處理中美關系的？
沈丁立：美國當前正處內外困局。在此境遇下，奧巴馬政府對華關系更趨務實，對華合作需求較為迫切，對華遏制意愿和能力均有所收縮。美國更認識到，在對美構成最嚴峻威脅方面（金融危機、全球反恐與防擴散問題），中國都是不可或缺的戰略合作者。對處理氣候變化和雙邊公平經貿關系，也須尊重實際，平衡雙方利益。而對中國制度安全和國家主權等核心權益，美國也將理智對待，以穩定對其極其重要的中美關系。
于鐵軍：在美國看來，在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加強能源合作、防止核武器擴散、應對恐怖主義等跨國威脅這一系列問題上，美中合作都至關重要。但同時，美國對崛起中的中國仍不放心。前不久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的演講中，推出一個“戰略再保證”的新提法，大意是美國政府希望看到一個繁榮和成功的中國，但中國同時也應該向世界表明中國的發展將不以其他國家的安全和福祉為代價。
呂耀東：中國在美國外交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奧巴馬政府主張以接觸代替對抗，改變了過去以所謂民主價值觀理念遏制中國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奧巴馬政府認識到，在金融風暴余波未平，世界經濟曙光初現的形勢下，加強與發展速度最快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的合作至關重要。在解決氣候變化、核擴散、能源安全、疾病控制等事關全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上，美國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問：中美關系是中國外交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您認為面對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新的調整，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呂耀東：鞏固美日同盟關系是美國防范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損害其“東亞利益”的有力保障，奧巴馬政府決不會輕易動搖這一戰略基石。另一方面，美國希望在朝核、能源和氣候變化等領域得到中國更大的合作。所以，在中日美三邊對話機制問題上，中國不能太過偏重于中日美對立的一面，而要對三國間日益密切的利益關系加以關注，隨著中國強大所帶來的三國關系的變化與調整，以這一平臺功能務實應對奧巴馬政府的亞洲新戰略，積極掌握東亞事務的主動權。
于鐵軍：首先還是應該做到知彼知己，這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應對，并使我方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其次要繼續穩步開展我國的亞洲外交，奉行開放的地區主義，積極推進東亞地區一體化建設；第三，要加強對外溝通，增加交流渠道，拓寬合作領域，學習其他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經驗及教訓。為此，需要大力發展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加強人文交流，夯實支持中美、中日、中韓乃至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關系發展的社會基礎。
劉學成：中國應以平常心態從容應對，在爭取合作的過程中保持我外交的獨立性，在常態的競爭和必要的斗爭中掌握我外交的靈活性。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和合作的旗幟，致力于通過高層戰略對話增加政策透明度，推動互利合作，謀求共處雙贏。我們不贊成“中美共治”這種提法，這只是媒體輪番炒作和不愿看到中美接近的政治勢力和人士的過度解讀的結果。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美對話合作確保雙邊關系穩定發展，不僅有利于兩國，而且有利于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