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發展定位幾經變化 海南：東方夏威夷的華麗蛻變
編者按：
60年風云變幻，海南始終在夢想與現實、期待和失望的反復交織中前行，發展定位也幾經變化，“海南熱”、“免稅汽車事件”、“十萬人才下海南”、“洋浦風波”、“樓市狂潮”、“三年低迷”等多起極具坐標性的歷史事件證明：在這個天生向往自由貿易的島嶼上，自由并不能脫離秩序而單獨前行。
藍天白云，碧海銀沙，椰風婆娑，海南南國食品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漢惜正籌備將這樣一組飽含熱帶風情的廣告片推向全國。他想告訴人們：“南國椰子粉”是來自美麗的“東方夏威夷”——海南。
其實，他內心里的海南還有另一個形象。
雜草叢生、汽車遍地、爛尾樓林立、銀行倒閉、熙熙攘攘的人才大軍、讓人暈眩的投機炒作，以及近似瘋狂的各種口號標語。一切時而轟轟烈烈，時而冷冷清清。
“11號文件”驚雷
新中國成立后的海南隸屬于廣東省，稱作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由于地處祖國南大門，海南很長時期內一直被作為重要的軍事基地。1950年至1987年，用于海南國防建設的經費是200多億元，而用于經濟建設的經費才80多億元，各方面一直發展緩慢。在廣東省內的排名，海南歷來是倒數第三。
劉漢惜的創業歷程幾乎濃縮了新中國成立后海南經濟變遷的全部重要歷史。1979年，時年20歲的劉漢惜因生存問題從汕頭老家來到海南。踏上島嶼，撲面而來是海南貧瘠的畫面，到處人煙稀少，泥濘的土路兩邊散布著低矮的平房。而他的生存方式則和當地很多人一樣：采摘胡椒。
也就是在這一年，隔海相望的廣東開始在深圳、珠海、汕頭試辦經濟特區。
改革風潮逐漸越過瓊州海峽，襲向海南島。1983年初，中央兩個月內先后三次召開會議討論加快海南開放開發的方針政策，并形成《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給予海南八個方面的特殊優惠政策，以國務院文件的形式下發至全國。這就是著名的“中央11號文件”，它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傳遞了一個重要信號：中國開放海南島!
中央11號文件催生了第一次“海南熱”。
海南島的地圖很快脫銷，一再加印。中央11號文件也被以手抄、打印的方式大量復制，有些被寄往境外。一個月內，來海南的國外考察團就達20批，是此前幾年的總和。海南另外還接待了兩萬多“大陸客”。
1984年，海南行政區成立了“海南島開發建設總公司”，各市縣也成立各種公司，負責外引內聯和經商，要打開“以對外開放促進內部開發”的局面。經商熱潮隨之興起，有的經營糧油、建材，有的經營農資、電器，有的經營服裝和土特產，更熱鬧的是民眾自發辦起來的集市和夜市。
劉漢惜那時曾經嘗試過服裝、糧油、土特產等多種商品貿易。
但海南的“經商熱”最終演變成“汽車熱”。其直接誘發因素是，11號文件允許海南從國外進口免稅汽車，但只能在島內使用。消息傳出，舉國震動，人們爭相趕往海南，通過海南的單位購買免稅汽車，而海南的單位也從中賺點差價。買賣進口汽車成為最快速的生財之道，很多人開始干起買賣汽車生意。
在劉漢惜的記憶中，那時候學校、工廠、街道、機關、部隊，一切能停放汽車的地方都是汽車。凡是能輪渡汽車過海的港口，全停滿了等著排隊過海的汽車。進口的汽車越來越多，出島的汽車也越來越多。
當海南行政區領導意識到隱患時，汽車熱潮已難以“剎車”。
1984年1月至1985年3月，海南共批準進口免稅汽車8.9萬輛，實際到貨7.9萬輛，花費國家外匯10多億美元，嚴重干擾了國家金融秩序，給剛剛邁開改革開放步伐的中國捅了個大窟窿。
中央和廣東遂于1985年初組成聯合工作組前往海南處理“汽車事件”，未出島汽車全部封存。相關責任人也受到了處分。第一次“海南熱”也隨即結束。時隔多年后人們才知道，鄧小平聽取中央工作組匯報“汽車事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好嘛!海南島放能放得開，收能收得住，是個理想的試驗區。
十萬人才下海南
“汽車事件”引發中央對海南行政體系的思考。那時候，海南島設有海南行政區、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農墾，再加上中央駐瓊企事業單位和廣東駐瓊企事業單位，便形成“一島五方”行政體系，導致政出多門，難以協調。“汽車事件”剎車不及，與這種多方體制不無關系。
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掛牌成立。
海南建設催生第二次“海南熱”。《海南日報》當天特意出版了號外，滿城人拿著號外奔走相告。街頭上舞獅敲鑼，鞭炮齊鳴。無數帶著夢想的年輕人，坐火車一路南下至廣東湛江，再換長途汽車至海安碼頭。大家擠在狹小的船艙中，一邊忍受著難聞的氣味，一邊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此舉被坊間稱為“十萬人才下海南”。
這其中包括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1987年12月，遲福林從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辦公室處長的位置上轉調海南，擔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政府體制改革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
一下飛機，遲福林看到的盡是破爛不堪的街道、混亂的交通秩序。“第一個晚上被安排在一個13人同住的大房間。拎一桶水，隨便擦擦身子。很多人打牌聊天，整個晚上我睡了不到一個小時。”
海口街頭一夜之間變得擁擠不堪，大街小巷擁擠著大量戴著眼鏡、身穿中山裝的知識分子模樣的人。有趣的是，當時海口的道路沒有紅綠燈，道路交叉口的交通警察手里拿的不是指揮棒，而是石頭或樹枝，見有人違章就會扔過去。
“三角池”也成為特殊歷史下的產物。這個位于海口海秀路、博愛路與海府路三條路交叉地帶，由于靠近當年的人才交流中心而成為人才大軍聚會和交流的場所。很多人在此唱歌、詠詩、暢談理想，一張報紙或者一塊磚頭，席地而睡。
“十萬人才下海南”為特區的大規模開發填補了人才空缺。海南人才交流服務中心當時曾收到來信和接待來訪18萬余人次，其中不乏各類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才，解決了海南的燃眉之急。
如今，海口金盤工業區的西南部分布著一個占地3000多畝的現代化汽車產業群，綠樹掩道。隨便問一個過往的行人，對方都會清晰地告訴你：“那就是海馬汽車。”
海馬集團董事長景柱回憶說，當時年僅22歲的他跟隨一批拓荒者滿懷希望地踏上了海馬籌建基地，近百名員工大多就住在低矮、潮熱、人均不到2平方米的簡易工棚里。幾間簡陋的廠房、幾臺破舊的設備，沒人能想到這家工廠將來的命運會是怎樣。
誰曾能想到，海南汽車工業的歷史大幕就此拉開;誰又能想到，在外界認為不適合發展汽車工業的海南，如今海馬已經成長為民族汽車品牌的中堅力量和海南工業的名片，發展成為擁有海口、鄭州、上海三個產業基地，年產值近百億元，集整車生產、研發、銷售、配套、物流、金融為一體的汽車集團公司。
類似于景柱的一部分“闖海人”扎根海南，至今仍是海南經濟社會發展的骨干。
20多個年頭一晃就過去了，遲福林在海南一共經歷了八任省委書記，但最讓他感到過得暢快淋漓的還是海南建省初期的那五年。
遲福林說，那時候大家思想簡單、工作勁頭十足，同事們經常加班加點到深夜，熱得都光著膀子，汗水浸濕了草稿紙。當時，遲福林經常去省委書記辦公室討論、匯報問題，發現時任省委書記的許士杰竟然也光著膀子，穿個短褲看文件。
“那個時候，我隨時可以敲書記、省長的門，即便是半夜三更，大家也不會有任何不好的想法。”遲福林感嘆，“那是一個純真的年代、一個創業的年代、一個充滿熱情的年代。”
洋浦沉浮
王愷
建省后，海南甚至獲得了比深圳、珠海更多的優惠政策。1988年，國務院先后下發第24號、第26號文件，規定海南可以自由兌換貨幣;境內投資者自獲利年度起10年內不再補繳所得稅;土地使用權出讓一次性簽約最長70年;可以不提以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競爭。
正是基于國家給予的自由權限，許士杰產生了一個驚人的設想，他決定在洋浦等地再造幾個“小香港”， 把海關撤出海南，搬到湛江，使全島成為自由貿易島。
洋浦被定位成“特區中的特區”，但海南省政府根本沒有資金開發洋浦，僅開發區的“七通一平”就需要100多億元，而當年海南全省的財政收入僅為4.2億元。在此背景下，海南省政府參考國際通行的商業慣例，提出了引進外資，由外商成片開發的大膽創舉。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與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達成初步協議。協議確定，海南在洋浦半島上劃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開發區，其土地使用權一次性出讓給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期限為70年，區內一切基礎設施建設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負責。
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洋浦模式”，即允許外商成片承包開發。
洋浦開發模式所涉及的面積之大、期限之長、靈活度之高，無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開放的最高程度的舉措。但當時這種做法并不能為國人所接受。
遲福林也是開發洋浦的主要參與者。據他回憶，1989年3月，全國兩會在北京舉行。有政協委員在發言中對洋浦開發模式進行公開指責，稱其為“制造新的租界”。隨即，100多位政協委員也就這個問題分別聯名遞交了提案，要求制止海南開發洋浦。國內一些青年學生甚至上街游行，貼出了“聲討海南賣國”的標語口號。
1989年4月，許士杰看到報紙新聞后，拍案而起：“我要反擊!”
作為海南開山辟路的第一任省委書記，許士杰至今仍深得百姓感念。拳拳之心被辱之為“賣國”，向來以儒者風度、溫良沉靜為人著稱的許士杰異常憤怒。激動、壓抑、太陽穴的脈管在突突地跳，他來回踱步，他伏案燈下，想賦詩，想作文，思緒如麻，卻無從下筆。
同年4月28日，鄧小平很快作出批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在當時的政治大背景下，洋浦并沒能發展起來。直到1992年3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洋浦開發才算真正啟動。
洋浦開發在質疑聲中整整被耽擱了4年。
4年間，比海南晚起步的上海浦東開發區已初具規模，原本準備在洋浦投資的許多大公司、大財團、大項目幾乎全部轉到浦東。而洋浦則錯過了最佳的開發期。
海南2000年開始調整招商和土地政策，洋浦才逐步走出低谷。2004年開始，海南省重新建立起政府主導開發建設的模式。通過“大企業進入、大項目帶動”加快洋浦發展，走集約化、大工業發展道路。
如今的洋浦承擔著振興海南工業的沉重使命。2007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同意設立海南洋浦保稅港區，這也是華南地區第一個保稅港區，其被定位為我國南部地區輻射東南亞和東北亞的，以石油、化工產品為主的區域性航運和物流中心，國內重要的石化產品出口加工基地，以及面向東盟地區開展自由貿易的橋頭堡。
樓市夢魘
太貧窮落后了，一切都始于白手起家。80年代末，海南省委領導曾算過一筆賬，海南建省頭十年的開發約需要2000億元人民幣。而當時海南自己可用的錢一年僅有20多億元，加上中央給的5億元，仍是杯水車薪。除了向國內外銀行借貸和用最靈活最優惠的條件公開招商引資，土地批租則成為政府融資的撒手锏，《海南經濟特區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轉讓規定》遂于1989年3月出臺。
地價低廉、環境優越、政策優惠，海南就是地產企業的天堂。
房地產開發勢如潮涌。1991年至1993年底，在海南注冊的房地產公司達4830多家，約占當時全國房地產企業總數的15%，總注冊資金高達500多億元。
大老板建大樓，小老板蓋小樓，沒錢人湊錢買幾套商品房炒樓花。很多金融機構以20%以上的利息拆借資金用于炒房，追逐地產的每一分錢都熱得發燙。當時流傳的說法是，“誰遵守規則，誰就是傻子”。土地部門關于土地規劃的一紙草圖，轉眼之間便能在炒地者手中轉化成空中樓閣的憑證。
海口的主要街道天天像過節一樣，道路兩邊的椰子樹上，拉滿了五顏六色的彩條標語，行人走在下面看不到天空。廣告小姐身披彩帶，乘著廣告車吹吹打打，喊喊唱唱。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到處充斥著大量房地產廣告。
海南原省委書記阮崇武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1992年小平南巡后，海南經濟出現空前高漲。那一年海口市經濟增長率達到83%，三亞也達到73.6%。海南全省財政收入的40%來源于房地產業。
在房地產被炒得如日中天的海南，洋浦亦未能逃脫泡沫經濟的厄運。由于急需大量開發資金，不得不依靠賣地來籌錢，1992年到1993年，熊谷組以每畝300萬元左右的價錢賣出去900多畝地。旨在“保證向工業投資者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和低地價優惠”從而吸引外商投資興廠的洋浦工業開發區，幾乎變成一個房地產開發區。
1994年，中央宏觀調控急剎車，海南地產泡沫瞬間破滅。
林克昌至今對此仍深表感嘆：“這是一個巨大的包袱，壓在肩上，痛在心里。”1999年下半年，國務院在海南開展大規模的處置積壓房地產試點工作，林克昌被調任海南省建設廳任副廳長，并專職海南省處置積壓房地產辦公室副主任。
畸形的地產市場留下了三大“膿包”：455萬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長期無人問津，所積壓房地產竟占全國的十分之一;1631萬平方米的爛尾樓四處林立，滿目瘡痍;2.38萬公頃被圈占的建設用地長期閑置荒蕪。
海南20余家信用社悉數倒閉。受上級指令，海南成立發展銀行來接管倒閉的信用社。消息一經公開，便引發全島擠兌風潮。1998年6月21日，海南發展銀行亦被關閉。
大量公司倒閉，大批企業一夜之間逃出海南。
經濟增速也急劇跌落,海南遂陷入“三年低迷”。從1995年至1997年，海南經濟增長率連續三年都降至全國倒數第一，比西藏還低。而此前1991年至1993年，海南GDP增長率連續位居全國第一，最高增速達41.5%。
林克昌生命中的8年時間也全部用在處理海南閑置積壓房產上。
處置每一宗爛尾樓都是一場場攻堅戰。林克昌說，海口龍昆南立交橋旁的申鑫國際廣場(原華美大廈)債權人當時多達28家，債務量高達7.3億元，先后遭到島內外8家法院的反復查封。其間經過三次拍賣，最后降到3800萬元才得以拍出。直到2007年6月，海南省處置積壓房地產才宣告結束。
蛻變：工業與旅游并舉
房地產業轟然倒塌，海南省被迫重新調整了產業發展戰略，1996年提出了“一省兩地”的產業發展方針，即把海南建成中國的新興工業省、熱帶高效農業基地和海島度假休閑旅游勝地。原本海南省計劃在2010年達到三大產業比例“3∶3∶4”的結構，這一比例2007年已經達到33∶27∶40。
長期依靠農業支撐全省經濟的海南，開始進行一場艱難的蛻變。
這個熱帶海島逐步展露出它的工業“野心”，試圖尋求一條可以將工業和旅游生態并舉的發展路徑，并希望通過在重工業以及港口等方面的努力，將它的影響擴大到整個東南亞。正如同新加坡可以同時扮演亞洲最大的煉油中心和石油化工中心與旅游勝地兩個角色，海南認為自己可以實現同樣的目標。
而建設新興工業省的路徑又該如何選擇?
無論是以外資企業為驅動的“珠江模式”，還是以鄉鎮集體企業為依托的“蘇南模式”，乃至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的“溫州模式”，或許都不適合海南。2004年8月，海南最終選擇了“大企業進入、大項目帶動”戰略，而不是遍地開發。
中石化、中海油、一汽集團、華能集團、中信集團、國電集團、南方電網等一批知名大公司、大集團紛至沓來，800萬噸煉油、東方1-1氣田、80萬噸化肥、60萬噸甲醇、100萬噸紙漿等項目陸續竣工投產，油氣化工、漿紙、汽車、制藥、礦產資源加工、農副產品加工等支柱產業正在逐步形成。
各種工業形態以海口為原點，沿著海南西部海岸線一路從北向南分布開去。這就是所謂的“大西海岸”戰略。2007年，海南省工業總產值首破千億元大關，經濟實現跳躍式增長。
經濟實力的崛起，讓海南在去年第三次提出自由貿易區的構想。
2008年4月13日，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作為全國唯一全省性的經濟特區，海南有責任也有條件先行先試，成為我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綜合試驗區。爭取通過10年到15年的努力，以洋浦保稅港區為起點，逐步在海南建成自由貿易區。
海南省商務廳與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目前已簽署協議，聯合對海南省設立自由貿易區進行可行性研究。但相對于自由貿易區而言，海南建設國際旅游島似乎更加可行。
去年4月，國務院批復同意海南進一步發揮經濟特區優勢，在旅游業對外開放和體制機制改革方面積極探索，先行試驗。批準在海口、三亞、瓊海、萬寧四市各開辦一家市內免稅商店，以方便國際游客旅游購物。
遲福林早在2001年就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國際旅游島的建議。
在遲福林看來，建設國際旅游島是一篇大文章，不能僅停留在搞幾個免稅商場，吸引更多國際游客上。其本質是更大程度的開放，目標是建設國際化的海南島，以此尋求在亞洲區域經濟循環中發揮海南開放的獨特優勢，使海南在中國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中有特殊的作用，這才有可能為海南實現20年前提出的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更近一步。
衛留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未來5年、10年、15年或者更長一段時間，海南省真正能夠影響中國的，能夠給中國作出貢獻的，不是海南的工業，也不是海南的科技，而是在海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自然環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旅游產業。
今年4月，衛留成提出：“海南要舉全省之力積極推進國際旅游島建設。”
這意味著旅游業將成為今后海南長遠發展的主導產業，打造“國際旅游島”也將成為海南發展的長遠目標。而這一戰略能否為海南打開一片天空，也變得更受矚目。
重振特區 呼喚體制創新
黃樹輝
屬于老少邊窮地區的海南，早在建省之初就提出用三到五年趕上全國平均經濟發展水平，再用五年到八年趕上國內發達地區經濟水平，用20年左右趕上“亞洲四小龍”發展水平。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看來，海南計劃用20年譜寫的這篇大文章至今尚未破題。
有人說，海南是一個最具挫折感的省份。
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曾經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并被黨中央幾代領導集體寄予厚望，但海南出現的多次經濟發展高潮總是曇花一現，隨即便跌入低谷。從轟轟烈烈的免稅汽車貿易，到沸沸揚揚的洋浦開發，再到如火如荼的房地產熱潮，海南一次次跌倒在夢想的起跑線上。海南的發展定位，也一直在經貿立島、工業立島和旅游立島之間反復搖擺。
但也有人說，海南是一個最具成就感的地方。
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海南在全國率先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這個中心，盡快建立海南的商品經濟新秩序”，第一個由一級省委、省政府明確提出在全省區域實行市場經濟，比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整整早了五年。
同時，海南還在全國率先實行糧食購銷同價改革;率先推行全民所有制企業股份制試點，全面推進企業股份制改革;取消農業特產稅;燃油附加費改革，也比全國人大審議有關法律整整早了4年。
而在政務及社會改革領域，海南率先進行省級機構改革試驗，實行省直管縣體制，探索“小政府、大社會”管理架構，比1998年中央國家機關的類似改革整整早了10年;海南還第一個實行省級統籌的社會養老、失業、工傷、醫療保險制度和實行城鄉九年義務教育“兩免一補”。
回頭看來，當時海南的體制探索為我國的整體改革開放政策都提供了重要的借鑒，部分體制創新至今仍遠遠領先中西部省份。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近年來海南改革創新的步伐日益緩慢。
無論發展速度，還是經濟實力，都遠不如國內其他四個特區。海南全省的經濟總量甚至不及一個東莞市。2007年2月，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要“重塑特區意識、重振特區精神”，做體制改革和擴大開放排頭兵，并引發了全省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大討論。
敢試敢闖的特區精神，始終是海南體制創新的生命線。
遲福林是海南多項體制改革的設計者，他對當時的這一精神實質體驗得異常深刻。時任海南省股份制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的遲福林，當時一手設計了海南航空公司這個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股份制企業的股份制改革方案。
按照當時的規定，國家明令禁止股份制改造進入基礎領域，航空公司不能搞股份制，航空公司更不能搞中外合資的股份制。但當時只有兩三個億財政收入的海南省政府，卻想拿出1000萬元來辦一家航空公司，“連個機翅膀都買不了”。
當時的省長劉劍峰說：“遲福林，權力在你手上，你看著辦吧。”
遲福林回憶稱，那天晚上一直思考到深夜，最后向領導表了態：出了事情我個人承擔，有了成績是省委、省政府的決策。也就是在那個深夜，遲福林在未獲得明確指示的情況下簽署了海航的股份制改革方案。
海南航空公司以省政府投入的1000萬元存量資金，募集了2億元社會資本，股份制存量和增量比例高達1：20，租賃了3架波音737飛機。股份制給海航插上了騰飛的翅膀，而海航也給海南打開了空中大通道，成為我國股份制改革的一個成功典范。
“政治風險不言而喻，但在當時的改革氛圍下，并沒有太多個人顧慮。”遲福林說，正是由于在過去的20年，尤其是建省初期大膽進行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試驗田”、“排頭兵”作用，才奠定了海南在全國改革開放中的歷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