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年間，蘇智良行萬里路：從東瀛到上海，從白山黑水到黃土高原，從冰封北國到炎炎海南，跨過長江黃河，遠赴云貴高原，采集證人證言。
１３年間，蘇智良讀萬卷書，遍閱相關日偽檔案，日本人在華文獻和書籍、日軍老兵回憶、戰時報刊資料……
１３年間，蘇智良自掏３０萬元，用以調查取證、補貼老人生活。
“一切為了真相”：還慰安婦歷史一個真相，告慰２０萬曾遭日本法西斯凌辱冤魂的在天之靈。
一張舊照片開啟一段被抹去的歷史
１９９１年，蘇智良作為訪問學者前往東京大學。“東京大學離著名的舊書街神保町不算很遠，一天在神保町的舊書店里，我發現了一張照片：黑白照片上有兩排日本木屋，中間是碎磚鋪就的路，一個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準備進入慰安婦的房間去作樂。旁邊的文字說明是‘上海楊家宅慰安所’，１９３８年１月建立。”當時的中國學者對慰安婦知之甚少，國內研究尚屬空白。
“上海”“慰安所”這兩個詞揪住了蘇智良的神經，這個楊家宅慰安所在上海的哪里？日軍為什么要設立這個慰安所？是誰經營的？里面的慰安婦來自哪里？這個慰安所后來怎樣了？房子還在嗎？還有沒有知情者？“這些問題始終縈繞在我心頭。”
１９９３年６月，蘇智良結束了在日本兩年的留學生活，和夫人乘船從橫濱回國。“在日本所得的慰安所線索僅僅兩條。回到上海，我迫不及待地開始實地調查。”“當初做研究時，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有今天的結果。”蘇智良拿出自己剛剛出版的《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這本書是今年４月截稿的，里邊收錄了我１３年間在上海尋找到的１４９家慰安所。但書出版僅兩個月，又有市民打來電話，提供了４個慰安所的線索。”
１３年的研究，蘇智良在上海找到了日軍海外的第一家，也是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家慰安所：“大一沙龍”；也找到了舊照片上的楊家宅慰安所……從２到１４９，到１５３，數字還在增加。“我震驚了！真沒想到有那么多。”
采集三百慰安婦血淚證言
妻子陳麗菲，原本是學古代史的， １９９７年去陜西，為了方便采訪，蘇智良第一次帶上了妻子， “我是男人，總有不方便之處。”這一次山西之旅，他們共走訪了１４位原日軍慰安婦。
“妻子很容易落淚，在采訪過程中有好多次和老人抱頭痛哭，采訪沒法繼續。”回上海之后，陳麗菲毅然辭掉了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工作，專心一意陪丈夫開展調查工作。
“研究慰安婦歷史是痛苦的，心理壓力實在太大。”蘇智良和妻子講起了幾件難以忘卻的故事。２０００年，蘇智良帶南京的一位楊大娘去大阪講演。老人在前臺的一塊白布后講演。老人緩緩開始講道：“我八歲在南京遭日本兵輪奸，后成慰安婦，到現在每天都要用尿布。”聽到這里，“我眼淚頓瀉，無法抑制。”
２０００年，蘇智良想帶云南的李連春老人去東京作證，可是地方政府卻在成行前夕橫加阻撓，有的干部甚至說：“這么丟臉的事做過了，難道還要去宣揚？！”
為此蘇智良、陳麗菲親赴云南，住在老人家里開導她，老人淚流滿面地說道：“我的身體是干凈的，日本鬼子才是臟的。”“老人說話時的語氣、眼神至今刻在我大腦里。”陳麗菲無法忘記。
這么多年來，夫婦倆訪問的慰安婦超過三百人。“實證調查對歷史學很重要。我做的歷史關乎普通人的苦難和掙扎。”撫著案頭的文案，蘇智良說道：“她們的證言都在這里，鐵一樣的證據。”
“慈善家”蘇智良
自從第一次見到原日軍慰安婦，蘇智良就明白了，他所做的已經超越了歷史學的邊界，一個學者的邊界。
就在接受采訪之前，蘇智良剛剛讓自己的一個博士給山西１４位原日軍慰安婦送去了１５６００元生活補貼。同樣的事情，他每年都要悉心安排，“據我的統計，全國至今尚健在的日軍慰安婦總計３５名。”
“她們都風燭殘年了，身心俱疲。１／３以上的人不能生育，大多又家住農村，我要給她們養老送終。”
“我現在要拼命掙錢啊，”蘇智良笑了笑說道，“她們活著一天我援助一天。”就在前兩天，云南李連春老人的孫子高考分數出來了，考得不錯夠上本科了，可家境貧困，學費無法籌措。在云南打電話來報喜的時候，蘇智良還沒等對方開口提學費的事：“只要能上本科，費用我來，直到畢業。”
但僅憑一己之力又如何援助得過來？全國３５名幸存的原日軍慰安婦，按每人每月１００元的補助，一年需要４．２萬元，況且，“老人生了病怎么辦？甚至后代讀書沒有錢怎么辦？能坐視不理嗎？”
２０００年，有一個“亞洲女性國民基金”找到蘇智良，表示愿意給錢援助老人。但接觸后，蘇智良發現這個組織是由日本政府和民間募捐共同出資，“目的是給了錢，就要我和受害的老人們閉嘴。”面對這種要求，蘇智良沒有考慮一秒鐘。
所幸的是，經過多次接觸，２００１年“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和蘇智良所在的上海師范大學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達成協議，部分出資幫助援助老人生活。“我現在想的問題是明年如何再提高老人的生活補貼，目前１個月１００元太少了。” （新華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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