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發展文化共同體 創造新的文化輝煌
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首次用單獨章節及相當篇幅對今年在“大力加強文化建設”方面主要任務作了綱要性闡述，并用鼓舞人心的“中華民族不僅能夠創造經濟奇跡，也一定能夠創造新的文化輝煌”的論斷，對文化建設工作提出了全新要求，為“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從文化塑造和文化共同角度賦予全新的內涵。
一、 文化共同體的歷史觀
縱觀全球歷史，每一個大國的崛起或人類文明跨越式的進步都是在經濟和文化共同發展的成果，都包含有“文化共同體”的演化和發展。歷史上中國戰國時代各思想學派師承傳遞及秦始皇統一文字及度量衡，直接奠定了中華民族首次大一統的局面；伊斯蘭教各國以宗教教義為準則形成的強大意識和行為凝聚力，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近代英國利用軍事優勢和文化優勢所形成的全球政治版圖和英聯邦體系，至今仍將分散在全球各個角落的不同膚色、不同傳統的國度凝聚成有相似法律規范和經濟行為的政治經濟共同體；而致力于大陸和臺灣海峽兩岸和平的人士，也在積極探索通過建立華夏文化共同體的文化統合機制促進兩岸人民和社會的融合。
二、共同體的含義和形態
共同體一詞，英文為Community，具有“社區”、“群落”、“共同性、一致性”、“共有、共享”等涵義，其初始含義是指“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和親密的伙伴關系”。英國現代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共同體是指社會中存在的、基于主觀上或客觀上的共同特征而組成的各種層次的團體、組織”，“既包括有形的共同體，也有無形的共同體。”
在當今世界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的共同體主要有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科技共同體以及它們之間的組合形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類共同體之間的基本范式越來越趨向于復合，即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融合與統合。而科技共同體的發展對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共同體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和社會進步的迅猛發展所起的作用，可為文化共同體的發展所借鑒，更能對中華民族創造文化輝煌增添助力。
三、文化輝煌的創造需要全力發展文化共同體
如果套用托馬斯·庫恩對科技共同體的看法來描述文化共同體，我們也可以說：“常規文化和社會革命都是基于共同體的活動。”“一種文化支配的首先是人，研究任何范式指導下的研究或動搖了范式的研究，都必須從確定從事這種研究的團體入手。”因此，文化共同體（Culture Community）可定義為遵守同一文化理念、致力于同一文化的研究與傳播的文化工作者、文化機構在社會活動中通過相對穩定的聯系而結成的社會群體。在同一文化理念的約束和自我評價下，文化共同體的成員使用和接收大致相同的文化觀念，共同探索相關的目標。文化共同體是文化的社會建制、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化組織機制、是人民群眾文化活動的主體。
筆者認為，與科學共同體對科技發展的積極作用相類似，大力發展文化共同體，將有利于再造中華文化的輝煌。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國家的發展戰略發生的轉變，也意味著以GDP為導向的“發展范式”發生了變化。“發展范式”發生變化后，無論是在經濟還是文化領域，都需要形成一種共同的約束和自我評價機制。文化共同體在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就對我們文化事業的建設提出新的要求，也會引領形成各類新型的文化產業。
借鑒較為成熟的科技共同體的研究成果，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發展使命中，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新時期對文化共同體的建設和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此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完善各類型文化共同體的建制和工作體系
科技共同體主要有科學家集體組織，如卡文迪什實驗室、民間非政府科學家組織等；國家組織協調的多學科組織，如中國科學院及其科研院所、大學、國家重大科技攻關計劃等；以及民營和官辦R&D實驗室，如企業研究中心等建制形式。
文化共同體當前也存在相類似的組成結構，但其建制仍不似科技共同體那樣建制嚴謹、制度規范、戰略清晰、任務明確，尚未形成一定的影響力和作用空間。比如，應當培育如“中國藝術研究院”這樣的國家級共同體，進一步優化其職能和戰略定位；針對影響深遠、意義特殊的文化事務，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建立集研究、傳承、保護和開發為一體的文化共同體建制，系統性開展工作。
此外，正如科技共同體不僅專注科研，更專注科技應用那樣，文化共同體也應該關注“研究、保護”之外的產業領域，為社會福祉增添新內容。如“非遺”保護領域，不僅要傳承保護，還應該利用發展，通過文化貿易和產業發展將更多更美的文化內容傳播給社會大眾。
二、充分研究文化的“反經濟周期”性，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建構文化共同體平臺，促進文化貿易
文化的“反經濟周期性”已經不斷在歷次全球化的經濟危機中顯露出來，這與和經濟危機伴生的科技革命有異曲同工之妙。發達國家已經將文化產業確立為支柱型產業之一，從美、日、韓等國的文化產業支持策略和文化貿易促進機制的效果來看，文化產業不僅是經濟產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建立文化及品牌認同，促進其他產品貿易的有力手段。
當前國家大力發展“孔子學院”語言教學的國際傳播網絡，并通過語言教學來軟性地傳遞文化。我們也應當學習日、韓在戰后文化復興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較為剛性的產業促進措施。特別是1997年經濟危機之后，韓國政府全面動員，通過設立各級文化振興院、建立文化貿易促進機制、推動本國文化共同體的建設，從而掀起了陣陣“韓流”，在國民精神塑造和經濟推動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
由此，國家應當率先成立國家級的文化產業發展促進機構，鼓勵各級政府支持社會力量成立各類文化產業促進平臺或產業整合基金，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整合資源、支持文化產業和文化貿易的發展。
三、利用共同體的文化影響能量，構建中華文明復興的國際國內環境
正如科技的跨國界特性一樣，文化作為人類文明的承載物，同樣具有跨國界的特征。近年來，日、韓、中、新等國家倡導的建立亞洲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各類活動和項目就是一種有益的跨國界文化共同機制的嘗試。從漢字等文化符號、儒家思想的世界觀體系、中國傳統技藝和藝術中發掘文化理念上的要素，通過跨國界文化共同體的傳播和推廣，既可以加深亞洲文化對世界進步的貢獻，同時也能夠為中國的發展構建更加和諧的國際環境。
同樣，構建和諧社會，也離不開國民在文化上的普遍認同。黨中央、國務院所提倡的“八榮八恥”教育就是深刻認識到社會文化認同對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作用。當前面對西方一些不良文化的侵襲，通過發展文化共同體以推動中國文化在國內認同的重塑和創新，也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保障。
四、建立基于文化統合的全球性挑戰應對支持機制
當前全球面臨低碳經濟、氣候變化、地緣政治沖突等各種重大挑戰，這些挑戰的深化，將深深影響著社會的演進方式，催生重大的社會轉型。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天然就是構建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元素。但這些文化精髓并未深入到現代中國人的思維中去，以物質占有多寡來衡量所謂成功的心態在一些國民意識中還普遍存在。要在技術和經濟手段之外，形成整個民族應對重大危機和挑戰的機制，就必須通過構建有形和無形的文化共同體，構筑起發諸于民族心靈深處的中華文明大愛的文化堡壘。這也許是我們今年在紀念“汶川地震”重建兩周年中最值得傳承和發展的精神寶藏。
溫總理的工作報告總結出“經濟奇跡”加上“文化輝煌”來創造“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全力發展文化共同體的建設，發揮其作用和影響能力，將是創造文化輝煌的有力支撐。（中國文化網特約評論員：高壘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