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開路先鋒”任仲夷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任仲夷是一位標簽式人物。在改革開放初期，任仲夷先后擔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上世紀80年代初，任仲夷在廣東這塊試驗田上，大膽推進改革開放，廣東和深圳特區成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任仲夷一時成為中國改革的風云人物。如果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么任仲夷則是優秀的工程師，是中國改革的“ 開路先鋒”，被譽為“ 改革開放的大將”。
率先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
任仲夷1914年9月生于河北省威縣，193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任仲夷先后擔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兼市政協主席、軍分區第一政委，黑龍江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在“ 文化大革命”中，任仲夷經歷了人生中第二次劫難。作為黑龍江省內最大的“ 走資派”，他遭到大至十幾萬人、小至幾千人，多達2300次的斗爭會批斗，最后被下放農村勞動。1972年6月，任仲夷得到“ 解放”，獲得了重新工作的權利，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3月，任仲夷離開工作了26年的黑龍江，被任命為中共遼寧省委第二書記兼革委會第一副主任。
當時正值粉碎“ 四人幫”不久，“ 兩個凡是”的極左思想還嚴重束縛著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1977年7月，任仲夷在全省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闡述了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觀點。他與“ 兩個凡是”針鋒相對，鮮明地舉起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旗幟。在當時的“ 地方諸侯”中，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他們三個人，率先為真理標準而吶喊。到了1978年底，幾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各總部負責人，都公開表示支持“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8年9月，鄧小平到遼寧視察，任仲夷全程陪同并代表省委匯報工作。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任仲夷把《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送給小平同志一份，并談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贊賞。任仲夷立即傳達貫徹小平同志的指示，帶領省委領導班子推動全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沖破了“ 左”的思想禁錮。
在任仲夷的主持下，捍衛真理的英雄張志新得到平反昭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任仲夷1977年3月調到遼寧時，張志新烈士已犧牲近兩年了。1979年1月，這件事情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被揭露出來，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視。任仲夷一再強調：“ 公安司法部門應抓緊清查這一案件”，“ 這個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給予平反”。
1979年3月9日，中共遼寧省委召開常委會聽取了對張志新案復審的匯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沖破重重阻力，決心為張志新平反昭雪。這在當時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因為當時，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又刮起一股極“ 左”思潮的逆流，要否定剛結束不久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任仲夷還說，“ 張志新同志是難得的好典型，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真夠得上一個藝術典型。從我來說，聽了覺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別人的事我沒有干過，但像她那樣堅持真理，我還做得不夠，值得向她學習。”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視和督促，遼寧省委政法小組、省委宣傳部于同年3月寫出專題報告，隨后報省委認真研究，作出了《關于為張志新同志徹底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的決定》。任仲夷曾請當時在遼寧視察工作的黨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為張志新烈士題詞，但是華國鋒不表態。有人問任仲夷怎么辦？任仲夷說：“ 他不題可能有別的考慮，這不要緊，我們還是按省委的決定辦。”與此同時，胡耀邦則給予任仲夷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這件事迅速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
“ 這個問題馬克思怎樣說”
鄧小平在遼寧視察時對任仲夷說過一句話：“ 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任仲夷記得很清楚，小平同志當時不是說“ 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來”，但任仲夷的理解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在鄧小平到遼寧視察一個月后，1978年9月，中央調整了遼寧省委領導班子，任仲夷擔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提倡農民致富，率先提出搞活農貿市場；主張對企業放寬政策，松綁放權；主持制定了遼寧省發展城市集體所有制經濟“ 三十條”。對群眾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生老病死、就業上學，任仲夷事事關心。1978年10月，遼寧歷史上第一次以省委名義召開了城市住宅建設工程工作會議。根據小平同志關于“ 走出去，引進來”的要求，任仲夷突出抓了遼寧對外開放。1980年，任仲夷向中央建議在大連建立特區，可惜未被批準。1984年，黨中央批準將大連列入全國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沿海港口城市，推動了大連的對外開放事業。
任仲夷1977年到遼寧不久，就提出“ 農村抓富”的口號， 并在全省發動一場“ 要不要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么樣富”的大討論。對此，《遼寧日報》進行了大幅報道。可事隔不久，到 1979年初， 全國出現了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 倒春寒”。一時間，“ 三中全會的政策過頭了”、“可能誘發資本主義勢力泛濫 ”之類的聲音甚囂塵上，大有“ 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為了批駁這種錯誤思潮，《遼寧日報》記者范敬宜在報社領導支持下，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撰寫了一篇題為《莫把開頭當過頭》的農村形勢述評，發表在 5 月 13 日《遼寧日報》上。三天之后，《人民日報》又在一版頭條位置全文轉載了這篇述評，并加上了一個很長的編者按，予以肯定和支持，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作為新聞工作者，要像《遼寧日報》記者范敬宜同志那樣，多做一些扎扎實實的調查，用事實來回答那些對三中全會精神有懷疑、有抵觸的同志。 ”《莫把開頭當過頭》見報后，不少干部紛紛議論：“現在農村資本主義勢力如此猖獗，還說是沒有過頭， 純粹是胡說八道 ！”“ 范敬宜這個右派還沒有當夠！”在這種情勢下，作為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力排眾議，仗義執言：“ 我完全贊成這位范敬宜記者的觀點。而且我認為文章的標題還應該加上一句：莫把支流當主流！”會后，任仲夷親自來到《遼寧日報》社，要見一見“ 這個記者”，以此表示支持。
在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中，任仲夷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典范之一。1982年，大連歌舞團到上海演出。演員在臺上拿著麥克風邊走邊唱，這在當時是罕見的，因此引起輿論的一片嘩然。有的報紙連續批評這是“ 港臺資產階級腐朽臺風”，還為此寫了內參。遼寧的同志很緊張，中共遼寧省委機關報《遼寧日報》對此拿不準。總編輯趙阜就派記者范敬宜向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請示。任仲夷聽完范敬宜的匯報后沉默良久，忽然很認真地問：“ 對這個問題，馬克思是怎么講的？”范敬宜沒有料到任仲夷問了這么一個問題，只好回答：“ 這我可沒有聽說過。”“ 既然'老祖宗'都沒有講過站著唱是無產階級的，走著唱是資產階級的，叫我怎么表態呀？”接著，任仲夷很嚴肅地說：“ 我認為，共產黨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著唱還是走著唱。我還沒有想清楚，為什么只有站著唱才是社會主義，走著唱就是資本主義。”“那我們報紙怎么辦呢？ ”范敬宜有點著急了。任仲夷笑了：“ 那是你們總編輯考慮的問題。”回到報社以后，范敬宜沒敢照實傳達任仲夷的原話，只是說了大意，把最尖銳的部分略去。
排除重重阻力執掌南粵大地
1980年，廣東改革開放已經開局。當時主政廣東的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第二書記楊尚昆調中央工作，誰來接棒呢？中央經過反復挑選和研究，最后確定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和時任國家輕工業部部長的梁靈光去擔此重任。
在任仲夷和遼寧省委一班人的領導下，短短兩三年的工夫，遼寧大地顯示出一派勃勃生機。任仲夷無論從思想理論上，從膽略氣魄上，從領導藝術上，都表現出卓越非凡。讓他到廣東挑起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重擔，可謂理想的人選。多年以后，當被問及“ 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是不是正因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選你來執掌祖國的南大門廣東？”任仲夷說：“ 不少人是這樣估計的，我想也可能是這樣。”
在任仲夷主政廣東的5年時間里，他大膽地提出一些在今天看來再平淡不過，但在當時卻不亞于石破天驚的理念，勇敢地排除“ 緩發展”的理念，提出了“ 先行一步”的觀念，使廣東走在改革開放前沿。到廣東工作后，任仲夷遇到的第一難題就是“ 緩改革”的阻力。
1981年，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涉及改革開放，涉及廣東辦特區的問題。會議期間，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會上提出“ 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12字方針。任仲夷聽了以后，感到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任仲夷認為，正是由于過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進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問題，所以不能“ 緩改革”。社會的需求、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積極地去解決，逐步地去滿足，特別在當時情況下，不應當再強調抑制群眾的需求，所以不能“ 抑需求”。調整是必要的，但“ 舍發展”就不對了。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辦特區，就是希望廣東先走一步，發展得快一點。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當時搞經濟調整，廣東遇到了較大的困難。但由于以任仲夷為首的省委政策對頭，終于克服了重重困難，使廣東和特區的經濟那幾年獲得高速增長，真正實現了在全國“ 先行一步”。
1982年1月，任仲夷在全省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資金和技術，也要吸引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對前者，廣東是“ 近水樓臺”；對后者，要學會“ 長袖善舞”。1982年，中國第一家國際酒店白天鵝賓館部分試營業，霍英東請了任仲夷，但對能否請到心里沒底。結果，任仲夷到場，并應要求題詞：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意味深長，表達了他對中國和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樂觀態度。
任仲夷1980年到廣東工作時，廣東的個體戶已相當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這是個敏感而又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因為當時政策規定個體經濟雇工不能超過2個，否則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怎么辦？任仲夷要求廣東社科界著手研究。當時正做研究生畢業論文的經濟學家鄭炎潮聽到這個消息，即把自己的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寄給任仲夷。任仲夷很興奮，認為論文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個體經濟蓬勃發展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只能扶持不能壓制，得為它正名，就叫“ 私營經濟”，讓它發展壯大。秉承這一思路，任仲夷在廣東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的改革。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 香港游”從廣州出發到香港，改變了過去長期限制內地居民接觸外面世界的狀態。1984年1月1日，中國鐵路系統第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廣深鐵路公司成立，從此突破了傳統建制模式，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改造、自我發展的管理體制。
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連一盒火柴要提價兩分錢，都要拿到省委常委會上討論決定。在任仲夷的推動下，到1983年，廣東的物價就幾乎全部放開了。廣東特別是深圳、珠海特區，是最早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搞市場經濟的。到1985年任仲夷離休時，廣東市場調節的物資已達到80%，深圳、佛山高達90%，在大陸各省市位居前列。
主政廣東期間，任仲夷多次要求辦好深圳、珠海以及汕頭經濟特區，并主持下發了中共廣東省委31號文件，給了蛇口工業特區四個具有政府性質的權力，讓其大力吸引外資及發展外貿經濟。特區初創時期，種種非議也紛至沓來。當時有“ 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的說法。某省一位官員在參觀完深圳后回家痛哭說：“ 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對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為特區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指出：“ 有的同志懷疑辦特區會有損主權，會變成殖民地，我們要肯定回答不會。辦特區是對主權的運用，是行使主權的表現。”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會上，任仲夷又說：“搞特區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會損害社會主義，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會主義 。”
任仲夷思想開放，作風開明。不少老同志都說：“ 廣東能有今天，多虧了任仲夷。”許多年以后，人們還記得任仲夷當初如何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為廣東做了許多好事。一位曾經采訪過他的記者這樣寫道：“ 見過任老，使人產生一種強烈的感受，那就是驚異一個政治家和一個官員之間能量的巨大差異。他的力量，出之于平易中而深邃、創新中而切中實際的思想；在于那種眼觀全局、鳥瞰式的審時度勢的洞察力和駕馭能力。”
主政廣東的五年，是任仲夷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1985年，遵照中共中央關于“ 凡年過68周歲的中央委員，一律辭去中央委員及行政職務”的決定，任仲夷從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崗位上退居二線，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但他并沒有就此走進歷史，仍執著于踐行年輕時的革命理想，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不斷奔走呼吁。那些凝聚了他數十年革命和改革底蘊的呼聲，不僅引起火熱回響，也為他贏得改革實干家之外的贊譽。
1992年10月，任仲夷同志從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他依然十分關注黨和國家的事業。在1997年83歲高齡時，任仲夷以高票當選為中共十五大代表。《人民日報》曾發表文章，稱此不尋常的佳話，是由于他“ 德高望重，眾望所歸”。2002年，已是88歲高齡的任仲夷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92歲。11月21日，任仲夷的遺體在廣州火化。靈堂就設在他平日所用的書房里。這是他的遺愿，不張揚，不鋪張。從任仲夷11月15日病逝起，海內外媒體便對他進行了持續的報道，稱贊其功勛，追憶其平生。數以萬計的網民，則在各自鐘情的論壇上留下了思念之言。 （何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