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之手”描繪改革畫卷
剛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對北京的樂迷來說是個大快朵頤的假期，因為俄羅斯指揮大師捷杰耶夫帶著他的“御林軍”馬林斯基交響樂團把六部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齊齊搬上國家大劇院舞臺，精彩的演出成為節日期間火爆的音樂盛事。
如果時間倒退回幾年前，如此重量級的大指揮家和著名交響樂團，必然會是年度最重頭的演出，可現在，這樣高水準的演出在北京已是家常便飯。
其實莫說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南京、西安……今天，文化事業的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在神州大地處處可見。從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部署，到“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作出全面規劃，勾勒出我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的清晰脈絡，各地陸續上演的文化盛宴，正譜寫一幅色彩斑斕的壯麗畫卷。
從“要我改”到“我要改”
思想先行為文化體制改革開道
改革是一場“攻堅戰”，它意味著告別以往熟悉的工作模式、突破既定的利益格局、改變一切不合時宜的觀念，而觀念的轉變尤為重要。只有思想認識到位了，改革才會從“要我改”轉變成“我要改”。
長期以來，我國的文化機構普遍實行事業體制，在國家統包統管下形成了“等靠要”習慣性思維。有的院團經營入不敷出，卻“談企色變”，“失去了事業身份，我們還有什么地位？沒了鐵飯碗，我們還能有飯吃嗎？養老、醫療、失業怎么辦？”迷惘、猶豫、徘徊——改革初期，相關人員的抵觸情緒很大。
遼寧是老工業基地，許多遼寧人有根深蒂固的“國有情結”，崇尚事業身份，對于這場事關自己后半生的改革不少人心存疑慮。此時，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成為推進改革的關鍵。遼寧省委省政府規定，所有改革措施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的討論通過，思想認識不成熟不統一不貿然改革。營口評劇院演員周海萍說，“那個時候差不多天天開會，市領導給我們擺事實、講道理，談政策、講前景，光是改制方案就討論了7次。我們終于認識到，寧可在企業里腰包鼓鼓地吃飽飯，也不要在事業單位里空有一個身份卻餓肚子。”思想疙瘩解除了，改制水到渠成。不到半年，轉企改制順利完成，一場涉及數百人的改革最終實現“零上訪”。
陜西省委書記趙樂際說：“文化體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必須親自上手，強力推進。”在“一把手工程”推動下，陜西的文化體制改革狂飆突進：2009年完成省級改革，省直14家文化單位、1.2萬人全部“下海”；2010年完成市級192個文化單位改制；2011年7月底縣級221家文化單位改制完成，三級改制至此全面完成。
安徽，這樣一個經濟條件、文化條件并不突出的省份，在文化體制改革中卻出人意料地異軍突起。“擁有全國第一家組建時就實現整體轉制的出版企業、第一家以IPO方式整體首發上市的發行企業、第一個設立保稅區的文化企業，在全國第一個完成全省所有院團的轉企改制任務，省屬文化企業經營性資產由改革前的不足30億元增加到300多億元……”
奧秘何在？安徽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臧世凱說，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每年都被列入安徽省委常委會的工作要點，每年都被列入省政府的工作報告。“沒有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上的‘一把手工程’，就沒有文化產業的‘安徽現象’”。
從“試驗區”到“豐收田”
政策扶持為文化體制改革發展護航
6月，顧薌剛剛捧得中國曲藝史上第六個“梅花大獎”；8月，畢飛宇憑長篇小說《推拿》獲得了江蘇省歷史上第一個茅盾文學獎；9月，由江蘇投拍的電影《辛亥革命》和電視劇《你是我的幸福》分別在電影院和央視黃金時段成為熱點；電影《秋之白華》則開創了主旋律電影的經典范式……這是江蘇省最近幾個月的成績單，也是江蘇省文化精品生產集群發力的一個縮影。
政府在精品生產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梁勇認為，政府的職能是搭建平臺，把握導向，使政策的杠桿效應得到有效體現。從2005年起，江蘇推出《重大現實題材創作資助辦法》，影視劇、動漫和舞臺劇最多可獲占總投資40%的資助。
9月30日，隨著最后兩個縣城的數字電影院竣工，河北省149個縣（市、區）全部建成數字電影院，提前4年多實現了國家確定的建設目標。這條喜訊背后的全景圖是：河北省的文化體制改革提前兩年完成中央確定的改革重點任務。
又何止河北，在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方面，各地都不遺余力。
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湖北等省區或制定《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支持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文件，從規劃、方案、政策、投資等方面對本省文化體制改革提供了科學指導和有力保障；或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和文化產業投資引導資金,將其作為種子基金籌設基數為2億元的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或制定文化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建設規劃，在民族文化大區建設重點項目和重大文化活動的實踐中，大膽起用和鍛煉中青年人才；或加快推進文化市場體系建設，著力辦好華中圖書交易會、中國（武漢）期刊交易博覽會等活動，成立華中文化產權交易所，開展各類文化產權交易服務。
從“授以魚”到“授以漁”
機制創新為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提速
在8月31日結束的第三次全國文化館評估定級中，四川“高分”亮相：全省文化館數量共計203個，居全國第一；32個國家一級館，比上一次評估增加78%；全省上等級館總數146個，增加85%。“免費時代”的文化單位如何運轉得又好又快？重要的是我們建立起了一整套 “管理—投入—供給”的創新機制。“正是這樣的轉變，讓文化事業投入效益最大化，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了社會發展的‘文化福利’。”四川省文化廳廳長鄭曉幸說。
天津電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紀美娟感慨似乎仍在眼前的轉企改制：2009年3月，天津電視臺電視劇制作中心取消職務職級的20多名員工跳進了市場的大海，以崗定編、按勞取酬。機制的轉變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紀美娟說：“以前三四年拍一部戲，如今一年拍4部大戲。”
文化體制改革不是請客吃飯，不只是給政策、給資金，體制、機制不順，終究難以出現良性循環的局面。
各省市區在實踐中因地制宜，務求實效，積極探索，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浙江等省提出“轉出一批、改出一批、放出一批、扶出一批”的思路，推進國有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重慶市已完成轉企改制的經營性文化單位已達60家，重慶出版社整體轉制以來，集團主業銷售收入翻了近三倍，總資產是2003年的近四倍；河南省電影公司改制成立河南奧斯卡電影院線有限責任公司，打破影片逐級發行模式，票房收入在全國的位次由2004年的第二十二位跨入前10位；江西省新聞媒體宣傳與經營“兩分開”改革穩步推進，江西日報社以“一媒體、一公司”為突破口，將“五報三刊一網”的經營性資產剝離；面對改革中最難處理的職工和企業的利益問題，山西省用足用活現有政策，確保改革成本支付到位，遺留問題解決到位；貴州省廣電網絡公司率先破解“廣電第一難事”，實現一省一網，創造出“先整合運營、再資產重組”的“逆向操作模式”……
進一步理順政府與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轉變政府職能，真正做到政企分開、政事分開，依法管理，也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從經辦文化事業的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把主要精力放到定政策、做規劃、抓監管上來，轉到依法行政、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上來。”廣東省新聞出版局黨組書記陳俊年形象地將這種轉變稱作“瘦身運動”。
基于同樣的改革目標，山東創造了具有示范意義的文化綜合執法管理模式——“臨沂模式”：改革文化管理體制，打造文化行政主體，實現了由“辦”向“管”、由管微觀向管宏觀、由主要管理直屬單位向管理社會的三個轉變。
從“私房菜”到“家常菜”
成果共享為文化發展蓄能
改革是手段，發展是目的。隨著文化體制改革全面鋪開，文化改革發展的成果已經顯現。層出不窮的文化精品是“私房菜”、惠及百姓的文化服務像“家常菜”，皆為全民共享，為下一步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積蓄了巨大能量。
素有“中原漢文化堅守者、多元文化聚合體”之稱的福建，將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放在優先位置，已經基本形成覆蓋省、市、縣、鄉、村的五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
在隴原大地上，《讀者》、《大夢敦煌》、“農家書屋”，一款款出自于甘肅本土的文化品牌，已經成為一個個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影響和改變著當地百姓的精神生活。
有志氣的寧夏人提出：“寧夏改革的步伐不能落后，小省區也能辦大文化！”“百鄉千場”送戲下鄉每年都超過1500場，廣場演出每年都超過1200場。與此同時，大型原創回族舞劇《月上賀蘭》，不僅在全國巡演了80場，而且演到了埃及、卡塔爾。
云南把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優勢，推出了《麗水金沙》、《云南映象》、《蝴蝶之夢》、《云南的響聲》等一批文藝精品，創造了文化產業發展的“云南現象”。
海南的文化改革發展則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文化與旅游緊密結合，與旅游業形成良性互動；二是文化與高科技相結合，發展后勁足；三是形成園區化、集聚化發展模式。
作為中國通往東盟的橋頭堡，廣西文化“走出去”特別是針對東盟的交流活動更加頻繁活躍：大型歷史舞劇《碧海絲路》赴馬來西亞訪問演出引起轟動……
“一枝獨秀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不同的發展思路、不同的人文資源、不同的基礎條件，讓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不同的舞臺上各展其長。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壯麗景色，正越來越清晰的出現在我們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