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就“汪辜會談”八周年發(fā)表文章
2001年4月27日是“汪辜會談”八周年，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會長汪道涵發(fā)表題為《歷史的昭示與未來的抉擇--寫在“汪辜會談”八周年之際》的文章，全文如下：
八年前舉行的“汪辜會談”，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最高層級的會談，標志著兩岸關系進程中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八年來，“汪辜會談”及海協(xié)與臺灣海基會的一系列商談與對話，成為促進兩岸交往、改善兩岸關系的重要標志。
“汪辜會談”之所以成功舉行，取決于雙方以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歷史責任感，以誠意和善意構建了兩會交往與商談的共同基礎，這就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沒有這一共識作基礎，雙方是不可能坐到一起來的。在1992年11月達成的兩會共識中，海基會向海協(xié)表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于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協(xié)向海基會表示“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雖然雙方對于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前的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對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態(tài)度是一致的；雙方承諾的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的態(tài)度，暫時擱置的是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爭議；并且愿意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暫不涉及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情況下，平等協(xié)商，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汪辜會談”能夠產(chǎn)生政治互信并建立兩岸制度化協(xié)商機制的基礎。
“汪辜會談”的歷史性意義，在于它充分體現(xiàn)了海峽兩岸同屬于一個中國的客觀現(xiàn)實。我與辜先生數(shù)度握手，凝結的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昭示的是兩岸雖然尚未統(tǒng)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割。它具體地說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雙方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里共同的態(tài)度。在這樣的態(tài)度下，雙方可以以求同存異的精神解決一些政治問題，可以暫時擱置一些政治爭議，也可以就政治分歧坦誠地進行對話，這才是兩岸中國人平等協(xié)商的具體寫照。江澤民主席多次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么問題都可以談”。1998年10月我對辜振甫先生講的關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86個字，去年以來錢其琛副總理多次闡述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都是“汪辜會談”歷史精神的體現(xiàn)。我念茲在茲的，就是一個中國、平等協(xié)商、共議統(tǒng)一。
八年的風風雨雨將兩岸關系送入新的世紀。在經(jīng)歷了“兩國論”的分裂逆流和臺灣政局重大演變后，“汪辜會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昭示它對兩岸關系發(fā)展的啟示意義。當前，兩岸同胞強烈要求穩(wěn)定和改善兩岸關系，關心兩會何時恢復商談。我們也同臺灣同胞一樣，由衷地希望兩會盡快在1992年共識的基礎上談起來。但是一年多來，臺灣當局新領導人始終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一再否認1992年兩會共識。在此情況下，兩會對話與商談難以在“汪辜會談”的框架內(nèi)繼續(xù)進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珍視1992年兩會共識，并要求在此基礎上重開談判，維護的是“汪辜會談”的既有協(xié)商基礎和豐富成果，沒有對兩會復談提出任何新的、超出“汪辜會談”之外的要求。而臺灣當局一方面表示尊重“汪辜會談”、希望重開對話，另一方面卻以各種借口否定、歪曲兩會共識。他們實際上是給兩會重開談判提出了一個無理要求，即“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不必承認，兩岸商談不必在“大陸和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的框架內(nèi)進行。這種企圖改變“汪辜會談”和兩會商談基礎的做法，給兩岸重開談判設置了嚴重障礙。這不是什么“擱置爭議”、尋求和解，而是制造麻煩、制造緊張。以什么為基礎重開談判的問題，是關系到是維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還是搞“臺獨”分裂的民族大義問題。我相信臺灣同胞對此是看得很清楚的。
歷史昭示著未來。堅持1992年兩會共識，以恢復兩會協(xié)商基礎，才能真正接續(xù)“汪辜會談”開創(chuàng)的對話與商談機制，才能在相互尊重、平等協(xié)商、實事求是、求同存異的精神下，增強互信，積累共識，使兩岸關系盡早得以改善和發(fā)展。臺灣當局如果真有對話的誠意，就應該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1992年兩會共識，以實際行動為重開兩會對話做出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