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電影《刺客聶隱娘》導演侯孝賢（左三）攜主創人員亮相第68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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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聽聞侯孝賢導演憑借新片《聶隱娘》，獲得第68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于是特將此前寫過有關侯導的文章和對他的專訪重新編輯，與喜歡他和他作品的朋友分享。

　　作者｜一枚壺見人

　　2011年底，臺北又進入每年冬天的綿長雨季。

　　和侯孝賢導演第一次見面，是臺灣紀實文學作家藍博洲大哥相邀，當晚侯導宴請陳明忠老先生和幾位藝文界的朋友。值得一提的是，陳老是臺灣白色恐怖時代最后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而我大約在十年前就曾聽這位老“統派”講過他九死一生的傳奇經歷。

　　那晚，臺北微雨。華燈初上，我發完稿后匆匆趕往餐廳，在門口遇見侯導和博洲大哥在騎樓下聊天。借著等待其他友人的時間，博洲大哥向侯導介紹了我，隨后便寒暄著上了樓。

　　當晚的朋友里，還有和侯導合作多年的臺灣電影剪輯大師廖慶松先生、臺灣著名建筑學者夏鑄九教授、旅法鋼琴家黎國媛女士以及幾位年輕的臺灣電影人。他們彼此都是多年相熟，唯獨我一個陌生的“不速之客”。沒想到，侯導“偏偏”邀我坐在他的旁邊，著實讓我受寵若驚。

　　那是一家臺北少見的吃涮羊肉的餐廳，老板和侯導也是老熟人，這場聚會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格外親切隨意。當天，侯導帶了一缸紹興黃酒，大家圍著三口銅鍋，場面很快“熱氣騰騰”起來。

　　席間，侯導和我很自然地聊起了他的童年往事——他的電影代表作《童年往事》，我是看過多遍的，而聽他本人述說更多未“入鏡”的記憶，一種直照人心的光影感油然而生。

　　那晚，侯導和朋友們穿梭于各種話題之間，從歷史到當下，從電影到現實，可謂是烹肉煮酒，縱論人世，好不歡愉。我就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合和情境之下，和侯導第一次見面，真切感受到這位電影大師的“厚度”與“溫度”，還有他鄰家大叔一樣的親切、隨和與幽默。

　　閑聊中，我提起是否有空做一次專訪，侯導的爽快超乎我的預期——就我所知，他已極少接受專訪。他立刻讓我記下他的手機號，并說時間上還很難說，要我保持聯絡，隨時相約。

　　沒隔多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外出采訪的計程車上突然接到侯導的短信，他說自己正在“臺北光點”，問我是否有時間過去聊一聊。于是，便有了第一次正式的專訪。

　　我走進“臺北光點”二樓咖啡廳的一間小屋時，侯導已經等候在那里。

　　“我要了美式咖啡，你喝點什么？”他起身問道，然后走到門邊跟服務生做了交代。

　　在等待咖啡的閑聊時間里，我稍微觀察了一下環境，不大的包間陳設簡單但有種懷舊的味道，一張原木色的桌子占掉了大部分的空間，三面的百葉窗透進來一點光——我有一絲遐想飄過腦際，這里能拍一段什么樣的影片呢？記得侯導的片子里，有過許多窗子的映像，比如《悲情城市》里，幾個朋友唱起“流亡三部曲”的《松花江上》時，推開窗子，歌聲“仿佛響徹了整個九份山城”。

　　那天的訪談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除了我在其后報道里呈現的內容之外，侯導還用了很長的時間“教授”我這個電影門外漢。他舉例講解了一些電影拍攝的手法，認為年輕的電影人不應該滿目追求鋪張，要更多地著眼于表現真實，專注于講好故事。

　　或許，我一輩子連一部蹩腳的短片也拍不出來，但從侯導的觀點中，我讀到了他對電影的誠懇、對后輩的期望，讓我對這樣一種藝術形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觸發其后更多的觀察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