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全國已有28個省區市召開兩會，從各地公開的政府工作報告和財政預算報告可以發現，今年“三公”經費預算均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是浙江省，達到30%；北京、湖北、上海、陜西等地下降幅度均超過10%；廣西、山東、江蘇、寧夏等地下降幅度約為5%。

　　中央八項規定之后，相關禁令、規定、條例一道一道地下發，一個標一個標地治，一個節一個節地抓，旨在扎緊制度的籠子，勒緊公家的錢袋。在此背景下，各省交出新一年“三公”經費預算下降的成績表，應在公眾的意料之中，公眾也樂見這種態勢。客觀地講，從各省區市“三公”經費預算的下降幅度來看，沒有給公眾太大的驚喜。除了個別表現尚可，大部分乏善可陳。個位數的降幅，只能說是象征意義。

　　“三公”經費可以省多少，外行人也許不太懂門道，但也不是毫無蹤跡可尋。別的不說，僅公車費用一項，假如地方都能夠嚴格依照《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中“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之規定，就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對“三公”經費貢獻率遠不止5%。更何況，同在禁令之下，為什么有的省市區“三公”經費下降幅度高達30%，有的地方只到5%，甚至還有地方僅要求“零增長”？從“三公”經費預算下降情況倒推，不難看出對八項規定的認識與表現差異。

　　世界任何一個政府的運轉，都需要一定的“三公”經費保障，否則就無法正常運作。“三公”經費在我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公共問題，一個社會輿論熱點，原因有二：一是長期以來政府部門的“三公”經費支出龐大，浪費驚人，財政不堪自負，擠占了公共財政民生投入的份額；二是“三公”經費的預算隨意性大，使用缺乏透明度，賬目管理混亂度高，達不到精細化要求，容易誘發官員腐敗。于第一種情形，“三公”經費的硬壓縮是剛性要求。“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不將“三公”經費的水分擠掉，就談不上“過緊日子”。于第二種情形，顯然就不是“革命靠自覺”式的降降“三公”經費比例那么簡單了。內部管理層面，政府“三公”經費支出要有合理、細化的標準，涵蓋配置、數量、服務、時間等維度，避免因為規則的模糊給管理對象留下隨意穿越的空間。香港的公務接待規則就非常精細，申報表格能夠細化到宴請人數、賓客名單、宴請緣由、陪同人員、預計費用、人均支出等。外部約束層面，要從“三公”經費的源頭——財政預算管起。

　　“三公”經費亂象，與決定權對使用權的約束不足不無關系。形式上，政府的“三公”經費預算不能自說自話，想多少就多少，還要經過審批；實操中，漏洞很大，遠遠未能達到科學化、規范化的基本要求。從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公布的“三公”經費預算來看，往往有一項數額不小的“其他支出”，它無疑是一個掩蔽真實支出的“口袋項目”。

　　“三公”經費要降，不降難以服眾，至于降多少不能自己說了算，要由制度說了算，只要嚴格依法依規行政，“三公”經費降多少都不是問題。(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