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貪官作為負面教材固然有意義，但更重要的，是在海外追逃上不斷加碼：無論他們過得好壞，都要將他們繩之以法。

　　2014年底，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潛逃美國兩年半的遼寧鳳城市委原書記王國強，從美回國投案自首。日前有媒體刊登了其在美逃亡生活的自述，文中稱自己與妻子兩年多都是“在遠郊茍且偷生”，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房客看到其妻就目露淫光；兩人生病也無法買藥。文章甫一刊出，引發輿論熱議。

　　貪腐官員外逃后，不是逍遙海外，而像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似乎也是給“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因果論做注解。實質上，自海外追逃“獵狐行動”開展甚至更早以來，這類“與其吃苦外逃，不如回家坐牢”的腔調，就充斥于不少媒體、網絡，它或是貪官本人現身說法，或是以第三人稱作冷眼旁觀狀，只不過，這次當事人王國強自述的外逃生活悲慘情狀更具眼球沖擊力。

　　毋庸置疑，讓外逃貪官自述“西游”的劫難，不乏勸誡意義：眾所周知，當前中國外逃經濟類嫌犯大多集中在三大目的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三個國家至今尚未和中國簽署雙邊引渡協定，中國執法機構在這些國家進行追逃時，很難采取對口引渡的方法走“陽關道”，而規勸、告誡等手段則常會派上用場。而渲染外逃生活的“生不如死”，或能引發那些外逃經濟類嫌犯的共鳴，促使他們下決心回國投案自首；它對某些尚未東窗事發、正在國內蓄謀外逃的人來說也或是“醒世恒言”，能令他們打消外逃“吃苦受罪”的念頭。

　　但這種初衷良好的做法，也無法回避同樣存在的“另一面”：現實中，有些外逃嫌犯其實也“活得挺滋潤”。很多嫌犯盡管是“戴罪外逃”，可他們并不像王國強那樣“生不如死”。有些嫌犯外逃時夾帶了大量非法所得的不義之財，他們中一些人（如“裸官”）更事未雨綢繆，搶在案發前通過洗錢等手段將部分非法所得“洗白”。對他們而言，那些對外逃生活的悲情渲染，對他們或許構不成“硬殺傷”。

　　在此情境下，用外逃貪官的悲情作為負面教材固然有意義，但更重要的，還是在海外追逃追贓上不斷加碼，以此為著力點倒逼外逃貪官“沒法好過”：無論他們在國外是過得好還是壞，都要采取措施，將他們繩之以法。

　　應看到，盡管中國和美國等雙邊引渡協議尚未簽署，但北京APEC峰會上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了亞太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中國與美、加、澳等國也初步建立了反腐執法合作機制。海外追逃也有許多“硬殺傷”的成功范例：相當一部分外逃嫌犯不具備合法移民身份，或原入境手續到期，通過和所在國的司法合作，對方可以“非法滯留”的理由將其遣返回出發地；一些經濟類嫌犯不僅觸犯中國法律，同樣觸犯駐在國法律，通過司法合作促使駐在國對其提起法律訴訟，懲罰其觸犯當地法律的行為。在“獵狐行動”開展期間，就有不少成功案例。像美國在中國“獵狐”行動后首次起訴中國外逃貪官喬建軍，就被認為是兩國反貪合作升級的“顯眼標志”。

　　說到底，海外追逃的震懾力，無需貪官悲情自述來襯托，法律和反腐力度上的加碼，才是問題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