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殺慎殺”的前提是“當判必判”

　　李昌奎案二審改判死緩后，媒體關注到各地近年掀起“死緩翻案風”。網曝云南男子賽銳27刀砍死女友判死緩。而桂林人梁勇殺害自己妻子并肢解水煮其尸，又被改判死緩。“翻案風”使受害者和網民憤怒。對傳統國人而言，“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少殺慎殺”匪夷所思。（《廣州日報》8月4日）

　　在很多學院派專家的眼里，禮教倫常的沿襲，是中國向法治社會轉型之最大壁壘，譬如“殺人償命”的樸素正義觀等。于傳統社會而言，法律秩序與倫理道德本就難分清楚；于現代法治社會來說，法律與道德必須有明確的分野。今天的中國，刑罰輕緩化圖景已日趨鮮明，最高法院副院長姜興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結了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的變化：死刑案件的數量繼續明顯下降，2006年的死刑案件數量成為近十年來的最低點，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繼續有所降低。換言之，少殺慎殺，早就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個價值取向。

　　然而，今日輿論對“死緩翻案風”的擔憂與質疑，顯然不在于“少殺慎殺”理念的真偽之辯，而在于我們是不是到了飛速沖向“少殺慎殺”原則的那個時間節點。司法中“罪罰相當”的原則，就是要求輕罪輕罰、重罪重罰、輕重適度、罪刑相當、罰當其罪、不枉不縱。好比我們的教育，西方的激賞手段固然很好，但東方的懲戒模式也不可或缺，矯枉過正的結果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譬如，我們今天還在癡迷賞識教育的時候，奧巴馬卻要求美國反思東方教育的嚴謹維度。人性化的“少殺慎殺”，固然立足于靈魂的拯救，但如果“當殺不殺”，或者離開具體國情、法制基礎奢談生命敬畏，結果恐怕只會南轅北轍。

　　中國并不是一個嗜殺的國度，民族文化中也未必張揚著暴戾色彩。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圍觀的民意獨獨對“少殺慎殺”如此警惕？道理或在于以下三個層面：一者，嚴峻的治安形勢尤須秉持法治權威，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犯罪量與不穩定因素確在上升，如果法律過于溫柔，違法投機就可能成為現實；二者，正如專家所言，“一個不獨立的司法體制給了民眾以提出翻案、質疑法律裁判的空間”，在這樣的體制中，法官判決的權威性闕如，反倒是時常閃現出“上司及行政”的詭異之力，因此，民意對司法的影響，成了民意給權力施壓、權力又給司法獨立施壓；三者，事實上，在一些地方，90%以上的職務犯罪者領受的是“緩刑”，“貪官判緩”在全國已成風氣，貪腐類職務犯罪成了“最大受益者”。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在刑法正式施行30多年后，在“億元貪官”時有出沒的今日，還有多少人記得現行法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10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的法律條文？

　　南橘北枳的道理人人都懂，司法也不是抽象于行政、立法之上。最高人民法院5月24日發布的2010年年度工作報告提到，“今后，將在全國范圍內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與這一說法相輔相成的是，“對于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的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依法當判死刑的，堅決判處死刑，絕不手軟”。上個月，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因“貪腐過億”，已于19日上午被執行死刑。在“慎用死刑”成為司法趨勢的今日，其判例意義遠大于實體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