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催生了“死刑保證書”？

　　河南平頂山“死刑保證書”案件近日再度受到輿論關注。平頂山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其官方微博對“死刑保證書”予以否認，但記者調查發現涉及事實基本屬實。（6月13日《南方都市報》）

　　從報道看，一方面，的確沒有任何法官在這張荒唐的“死刑保證書”上簽名；另一方面，平頂山中院已與此“保證書”緊緊捆綁在一起。不是從技術層面以未簽名為理由就能擺脫得了的。

　　據報道，2001年10月，葉縣公安局將此案移送平頂山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檢方隨后以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為由，分別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此后，法院不予受理、檢察院要求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又經歷過多次。后經平頂山市有關部門協調，將李懷亮案“降格”處理，由葉縣司法機關起訴和審理。而葉縣法院以故意殺人罪一審判處李懷亮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宣判后，李懷亮和被害人家屬均對判決不服，向平頂山市中院提起上訴。

　　不難看出，李懷亮案已符合了錯案的所有標準——本該“疑罪從無”的案件，以“疑罪從有”處理；法院、檢察院不能堅持獨立行使職權，除了自己的原因，更重要的還在于扛不住那“有關部門協調”。在某種語境里，這種“協調”，其實就等于判決。法院也好，檢察院也罷，只不過是站在前臺的執行者，而非司法者。

　　所以說，對“死刑保證書”的真正反思，理應跳出這一張荒唐紙，去追問屢屢催生錯案、卻又游離于公眾監督和錯案追究之外的幕后程序。如果沒有幕后的因素，法院領導為什么要和被害人家屬坐在一起“協調”？為什么還要煞費苦心地將“死刑保證書”裝入案卷？

　　沒有哪位法官會喜歡主動找到被害人去與其展開一場“不上訪”談判。解決之道當然不僅僅在司法系統，而在“個案協調定調”的廢除。這一改革并非另辟蹊徑，只不過是回歸司法本源：讓司法機關都能依法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并實現真正的權責一致。（王剛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