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明銘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研究方向博士，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博士后

　　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不僅奪取了近1.9萬名民眾生命，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在這場悲劇中，強震和海嘯引發了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的泄露事故，不少日本媒體將之與30年前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件相提并論。

　　此次事件的影響在日本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在民眾當中興起了空前的無核化運動。支持此項運動的人們指出，此次福島核電事故，說明日本構建核電設施的地質條件非常惡劣，政府應該對現有的核發展政策和核設施重新進行考慮。

　　盡管日本國內對于核電政策要求徹底反思的呼聲越來越高，但5年來日本政府對于這件事的態度卻顯得較為曖昧，在“311”大地震紀念日之前，安倍晉三首相雖然表示將降低日本對于核電的依賴度，但事實上，自福島核電站事故以后，日本分布全國的50多座民用核反應堆全部停運，但從去年11月份開始后，位于九州地區的川內核電站率先重啟，其他核電站也在陸續申請重啟。

　　日本政府堅稱“核能不可或缺”，并言之鑿鑿地表示，福島事件之后，日本核電的安全系數已經得到了明顯提升。盡管日本政府以及一部分相關領域專家確信，經過這5年來的努力，日本核電設施的安全系數已經大大提升。但民眾仍存疑慮，民意調查顯示，迄今只有三成受訪者贊成重啟核電，反對者則據半數以上。3.11紀念日前夕，位于大分縣高浜核電站又傳出機組問題，不得不緊急停機維修，無疑加重了人們的擔憂。

　　從國計民生角度出發，自然能源匱乏的日本，為了提高能源自給率，發展核電事業本無可厚非。但在福島核泄露事件處理進程緩慢、核電設施存在安全隱患的背景下，讓重啟工作匆匆上馬，似乎不妥。

　　在作者看來，日本政府在“反核”運動中所表現出的為難性，不光是經濟賬，政治因素也不能忽視。

　　事實上，“反核”運動在日本并非是“福島事件”以后出現的流行產物，其在日本也有著較長的歷史傳統。日本是目前地球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擊災害的國家，自戰后起，民眾就對于涉核事物有著較大的警惕性，絕不愿意再次受災。

　　1960年代圍繞美軍涉核艦艇爆發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就是這股力量的首次充分展示。1961年池田勇人訪美時，美國根據《日本安保條約》向日方提出在日港口停泊核潛艇，迫使池田內閣于1963年接受美軍艦艇進駐。消息傳出，舉國嘩然，當時的日本民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核和平運動。同年9月1日，20多萬日本民眾聚集在橫須賀、佐世保等軍港，阻止美軍核潛艇靠岸。

　　進入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武裝干涉越南的程度不斷加深，迫切需要進一步強化駐日美軍基地的跳板作用，將日本港口完全變成美軍核潛艇和核動力航空母艦的補給站，1965年5到6月，十多萬日本民眾聚集橫須賀先后舉行了8次抗議活動，該市20多萬民眾中就有半數以上反對美軍涉核艦船的闖入。1968年，美國核動力航母“企業號“公然闖入佐世保，被民眾視為公然的挑釁行為，1月17號，包括東京、京都、大阪等17個日本主要城市都先后舉行了抗議“企業號”入港的反核游行。

　　進一步講，這些“反核”運動發展到最后，都將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問題的始作俑者——美國。美軍基地長年被示威者所包圍。在反對“企業號”入港的斗爭中，80多名學生沖破重重防護，進入佐世保港美軍基地豎起紅旗，令世人驚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強有力地限制了美軍在日本的行動力。涉核艦船經常被迫縮短或取消停泊計劃。如“企業號”在舉國抗議下，僅停留2晚即悄然離去。安倍晉三的叔祖父，時任日本首相的佐藤榮作，不得不通過官房長官木村俊夫向外界表示，今后美國涉核艦艇如再開進日本港口，必須慎重地考慮日本人民的感情。

　　不難發現，“反核”運動很容易令日本政府聯想起一些過去不怎么美好的回憶。尤其是在今日，隨著美國對于亞太地區的干涉力度不斷加大，日美同盟體系的合作不斷加深。對于這種“有前科”的社會運動，日本政府自然會小心應對。如果真要兌現承諾，對日本的核設施采取嚴厲的審查措施，只會進一步壯大廢核運動的聲勢，斗爭的矛頭很難說會不會有一天會指向日本同盟體系。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2009年，佐藤榮作與尼克松所簽訂的“沖繩核密約”被證實，引發島內輿論轟動，間接推動了當時的民主黨政權提出搬遷美軍基地的要求。上月20日，日本共同社又刊發了一組1960年代沖繩美軍基地內配備有核武器的照片和資料，又招致社會上對于美國方面的批評。因此，“反核”運動所擁有的“反美”基因，使日本政府對于這股力量心存顧忌，處處作對，對于其訴求自然倍加小心，不敢輕易應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