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經與貿易伙伴簽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到仍在與歐盟國家艱苦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美國總統奧巴馬付出最大精力追求的兩大貿易協定遺產，眼看都要落空。

　　當前，TPP和TTIP在美國總統大選中遭到猛烈抨擊和徹底否定，與美國之外的反TTIP聲勢已經形成相互加強的循環。在這樣的環境下，盡管奧巴馬政府和歐盟機構都在努力，但這種努力看上去更像是無望的掙扎，而不是胸有成竹的布局落子。

　　TPP和TTIP談判相繼發生波折，帶來的警示是什么？

　　首要警示毫無疑問是：放棄對美國的無條件迷信，不再盲目相信美國決策層英明神武，相信美國在國際社會上想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做成。頗具意味的是，就在歐洲一些國家公開反對TTIP而掀起軒然大波的8月末，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借訪華之機正式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鑒于美國一貫阻撓其盟友和其他國家加入亞投行，這個與美國關系最緊密的國家申請加入，比任何事情都更能顯示西方陣營內部越來越多地放棄了對美國的迷信。

　　TPP和TTIP談判相繼發生波折，還表明，美國力推的這兩份“面向21世紀的高標準貿易協定”中，有些內容未必代表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進而可以想到，美國主張的規則是否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是否代表著更高的效率？有沒有夾帶私貨？這些都要打個問號。

　　越南等國家應該看到，當初它們為與美國達成TPP協議，不得不接受了美方開出的一系列可能給其國內政治穩定埋下隱患的條件。假使TPP如期通過，這些隱患遲早會爆發；TPP若長期懸置，可能在這些國家內部引發新的政治斗爭，昔日拍板接受美國TPP政治條件的領導人可能成為眾矢之的。

　　美國、歐盟權力體系內部在自貿協定問題上四分五裂，這不僅表明美歐政治體制在凝聚共識和行動能力方面出了大問題，同時也表明美國對外貿易談判策略出了問題。凍結多哈回合談判，另起爐灶啟動TPP和TTIP，達成更符合美國心意的區域協定，以此側面包抄世貿組織多邊談判，迫使世貿組織多邊談判接受更多的美國主張。這套策略在上世紀90年代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側面包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時相當奏效。但到了今天，由于國際實力格局變動，美歐內部行動能力削弱，同樣的策略就未必能如同20多年前那樣奏效了。

　　美國決策者之所以見不及此，重要原因是他們的不少對外決策都摻雜了太多個人私利和動機。為了創造政績，對于多數出身法學專業背景、甚至有律師執業經歷的美國政治家和高官而言，與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干出實實在在成績相比，去制定新的法規、貿易協定更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至于新的法規、貿易協定的執行成本和真實效力如何，往往是放在相當次要地位去考慮的東西。

　　與美國借TPP排擠中國的做法相反，中國對TPP持開放態度。中國并不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當作與美國主導的TPP“打擂臺”的工具，而且中國有意愿、有信心與貿易伙伴把RCEP建成一個更可預期、更穩定的區域自由貿易平臺。（梅新育 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