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當局“行政院長”江宜樺近日被臺北地院傳喚，他應訊的罪名是“殺人未遂”。緣由是3月24日臺灣警方奉命驅離占領“行政院”的學生和群眾，江宜樺因為位于行政指揮鏈前端，被當成“殺人罪”的被告偵辦。

　　臺灣《聯合報》8月1日發表評論指出，很明顯的，這是一群親綠律師代替被驅離者提出的自訴案件，意在恫嚇及抹黑臺當局的公權力行使者。遺憾的是，如此明顯的政治動機，法官竟也配合行事，用司法權來扭曲行政權。更令人不解的是，江宜樺也以“尊重司法”親自出庭，面對自己“殺人未遂”的罪名。

　　驅離占領“行政院”的學生，目的在保護官署并維持行政體系的正常運作，從維護社會秩序的角度看，自是必要之舉。至于警方在驅離過程中是否采取了過當暴力，導致群眾不必要的傷害，當然也是值得追究的事。但是，把警察“恢復秩序”和“殺人”畫上等號，甚至把矛頭指向“行政院長”，未免無限上綱。

　　以往，一些高層官員也常成為民眾自訴案之被告，但由于許多明顯與案情無關，法官通常不傳喚他們出庭。這次的占領驅離案，只因占領的是“行政院”，群眾在驅離沖突中受傷，臺當局“行政院長”和警政首長就要遭到“殺人罪”的指控；那么，未來社會發生脫序事件，誰愿負起指揮之責？警察又如何行使公權力？

　　評論說，江宜樺聲稱接受偵訊是“尊重司法”，此話聽來莊嚴，卻未免老調僵化；不由律師代理或親自說明立場，更顯得一副默認之狀。看在民眾眼里，“馬王政爭”以來首長頻頻接受偵訊，彷佛臺當局一再自認理屈，形象已矮了一截。試想，對手那方把司法當成玩物，不告白不告，學生甚至悍拒警方約談；而這方，堂堂“院長”卻將應訊當成“美德”，自認是“殺人罪”兇嫌。臺灣政治荏弱，難道是社會角色倒錯所致？

同樣地，《中國時報》也發表評論說，關于此案，“行政院長”及3位警政首長則可不必到庭。

　　首先，本件“殺人未遂”自訴案，涉有不符合訴訟要件。自訴人及代理律師卻未能在所提呈證據中，具體指出：“行政院長”及3位警政首長，如何與執行驅離的警察，涉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應成立殺人共同正犯”？抑且，自訴人并未追訴執勤警察，又如何可以“跳躍式的自訴‘行政院長’及‘警政首長’”？自訴人等顯系在欠缺共犯證據而仍蓄意利用自訴達到“羞辱行政院長及警政首長的目的”。本案根本不具備提起自訴的法定要件；法院即不應傳訊4位被告。

　　其次，臺灣相關法規規定檢察官應就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自訴案件的審判庭只能夠就自訴代理律師已經提出附卷的犯罪證據，踐行調查與辯論而已；反之，自訴庭法官不能另就自訴卷宗內所不存在的證物，越俎代庖的代替自訴人再去“行文政府機關調取公文書”；抑或以“傳訊官員做為證人”而進行證據調查。

　　因此，臺北地院行文“警政”單位要求調閱或查扣“323攻占行政院驅離現場紀錄”或“行政院對警政機關下命執行驅離的公文或電話紀錄”云云，均屬違背刑事訴訟法制而構成無效。被告可以提出異議。

　　臺灣學運人士一再對外表明：“323學運自訴案”就是要給予馬當局及臺灣警政機關一個“羞辱性的司法教訓”。依據上述表述，臺北地院的法官固不應先行傳訊4位被告；4位被告亦可不必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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