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起島內年輕人的慵惰，筆者認識的一個臺灣朋友話里透著不滿：“現在環(huán)境變好了，誰還會像老一輩那樣艱苦打拼？我們是聽著《旅行的意義》而不是《愛拼才會贏》長大的。”這或許是島內年輕人普遍的成長軌跡和守成心態(tài)。

　　有人說，在物質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后，人們自然會去尋求精神層面的幸福感。所以，近年島內流行的“小確幸”，也無可厚非。但一想到這一“教派”的大多數人，都希望擁抱的是享樂主義和消費精神，不外乎開一家咖啡店，三五好友經常聚一下，談天說地，輕松掙錢，就覺得不踏實。生活豈能如此簡單？似乎欠缺了什么。

　　前一陣有臺灣雜志刊發(fā)了一篇報道，非常生猛，題目叫《大陸的勤奮潮會不會淹沒臺灣下一代》。在一片歲月靜好的呢喃聲中，文章的觀點無疑刺耳許多，“相比大陸學生，臺灣青年身上少有目標與野心”。在大陸雇傭年輕人發(fā)展得有聲有色的郭臺銘說話也不客氣，曾怒其不爭地批評“小確幸”：很多人不想闖蕩、不求大發(fā)展，寧愿守著眼前擁有的過安逸的小日子，其實是在浪費臺灣資源，非常可惜。

　　這幾年，伴著“小確幸”一起流行起來的還有一個詞——“22K”，本意是指年輕人大學畢業(yè)后第一份工作的最低收入，約合人民幣4500塊。如果放在大陸三線城市，或許衣食無憂。但對于生活在臺灣特別是臺北的年輕人，每月要考慮房租、交通費、伙食費和交際花銷，這個收入可牢牢釘在“微薄”的水準線上。

　　不滿和焦慮自然而然開始在年輕族群中彌漫。即使找一份超越22K的工作，大部分人依舊面對著的同樣焦慮——我連臺北地段一間50平方米的房都買不起，還讓不讓人活了？事實上，臺灣經濟進入“新平庸化”時代，產業(yè)升級的困難，經濟發(fā)展的滯后，早年經濟發(fā)展所形成的比較成熟的社會結構，正在扼殺著年輕人的上升空間。

　　一份來自臺灣官方統(tǒng)計的資料顯示，臺灣20歲至24歲的青年失業(yè)率為整體失業(yè)率的3倍多。在青年之中，主要工作收入未滿3萬臺幣有高達123萬人，占整體有工作收入青年的61.3％。

　　過去的15年，臺灣整體薪資不升反降，不少青年無法負擔學貸、房貸，甚至不敢結婚生子。身處社會高層的那些企業(yè)主們，卻鮮有反思自己對人力資源的過度壓榨，相反他們一邊說著年輕人是扶不起來的“爛草莓”，一邊放任產業(yè)競爭力緩慢流失。

　　明眼人說，引入鯰魚效應，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不就是一招好棋嗎？但抱歉，協議還在“立法院”帶鎖的抽屜里呼呼沉睡呢。何況，引入大陸的強勢競爭力，帶來的將是更加殘酷的競爭。自然又回到文章開頭的話題，島內的年輕人，真準備好了嗎？

　　有臺商說，一回臺灣，就怕看到臺灣的小確幸，尤其怕看到臺灣人下午沒事就坐在咖啡館，美其名曰“喝咖啡，聊是非”。大好時光，有多少事情可做？屁股沉沉泡咖啡廳的年輕人，聊起薪水自然是一百二十個不滿意，但除了焦慮發(fā)發(fā)牢騷，辦法不多，到最后杯中見底也終于釋懷，不僅危機感隨風而逝，“小確幸”的幸福感又隨著灌進肚里的咖啡重新回味到了嘴里來，大家一起拍照留念，耶，這家咖啡館添加的進口牛奶香味濃郁，不是蓋的呦。

　　有人不客氣地挖苦這種心態(tài)說，買不起房子，至少我們還買得起漲價后的高鐵車票，到高雄去看大黃鴨；買不起車，至少我們還招得起一輛晨間的出租車，在早上六點抵達木柵動物園看圓仔露臉；至少我們還有桃園，還有基隆──我們甚至還嘲笑基隆，嘲笑它作為“臺灣最不幸福城市”的無力與卑微，彷佛我們真的過得比他們都好了。“自我感覺良好”幾乎已成全臺灣的通病。“我們要的不多，只要能養(yǎng)活2300萬人就好了。”不僅年輕人，甚至全臺都彌漫著這種小確幸思維。

　　個人追求小確幸還情有可原，如果整個社會都追求小確幸，并且以之為社會幸福的度量標準，那就不正常了。每一個人，尤其是年輕人，在追求幸福之際都無法拋棄對于社會與集體的責任，對于家國和歷史的義務，這恰是社會人的意義所在。如果只希望得到小確幸，什么大理想都不敢談、不愿談，最后就什么確幸都得不到。因為一個只剩下小確幸的社會，或許可以在咖啡美食間獲得愉悅溫暖，但無法抵擋大時代的嚴峻現實。

　　“我們臺灣就是醬紫”，因為有“一種溫柔的力量”，就可以“慢慢地就像種一盆花一樣，慢慢地讓她開出花來”。臺灣作家龍應臺這段“花的姿態(tài)”，曾幾何時被小確幸們視為生活的圣經。但見識過大江大海的龍女士，畢竟沒有停留在小清新的理想上固步自封，且看她最新的諄諄教導，“臺灣不能都以小確幸為志愿，否則不知道船要開到哪”。所以，那些循著“小確幸”描繪的未來，以穿起棉布長裙開咖啡館，或者筑起臨海民宿過小日子的信徒們，要不要再想想？（文/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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