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挺”扁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臺灣戰略學會秘書長王昆義認為，民進黨如果只寄望蔡英文來帶動民進黨重新站起來，力量顯然是不夠的，所以綠營中必須有新生的領袖來真正推動民進黨的再起。民進黨需要以新生力量把“社”和“會”兩大聯盟結合起來，并以知識菁英作為民進黨內新生的主力部隊，民進黨也才有真正站起來的機會。那么未來綠營中可能出現的“真命天子”又在哪里呢？
王昆義教授是在《中國評論》9月號上發表《民進黨劍指何方》的文章中表達上述觀點的，全文如下：
北京奧運會舉辦開幕式以后，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接受臺灣媒體的訪問時說：“執政黨政治代表人物在中國的行為，應該特別注意，勿讓人感覺臺灣與中國分不清，且有臺灣是中國的附屬感覺，很多民眾看到電視的畫面，感覺不是很好”；隔一天她又在臺灣的“中國時報”上寫了一篇文章，把北京奧運比擬為“納粹奧運”，一時之間讓人忘了今夕是何夕。
蔡英文為何看到奧運開幕式的感覺，跟連戰等人看到的是“兩岸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共同盛事”、“終身難忘”的感覺會有那么大的差距？是意識形態拉大了人們的距離，還是民族認同造成民進黨人無法跟北京站在“同一個世界”，做“同一個夢想”的緣故呢？這個問題我問過不少民進黨的知識菁英，但沒人能夠說出合理的答案。
民進黨人的內心世界
當然，要瞭解民進黨人的內心世界確實很難，這也難怪大陸的臺灣研究前輩李家泉要在中國評論網路版上寫下他有一個“綠色交友夢”的評論，表達了他希望跟臺灣綠營人士多多交往，以便解開他們的內心世界之謎。李家泉研究臺灣一輩子，過去接觸過臺灣綠營人士的機會應該不少，但臨老都還有個“綠色交友夢”，顯見即使研究再多的臺灣，他應該還是沒弄懂綠營人士的想法，對大陸一般民眾來說，那就更是處在“兩個世界”之遙了。
事實上，要瞭解民進黨人的內心世界并不難，理解三個問題就可以解決這方面的難題，其一是被迫害的想像，其二是政治權力的爭奪，其三才是想要建立本土生活情境的期待。
就第一個“被迫害的想像”來說，從“二二八”事件以后，臺灣的本土菁英幾乎遭到國民黨的蔣介石政權迫害殆盡，讓臺灣的知識菁英在“光復”之后有很長的斷層期，這也是民進黨人對蔣介石極盡厭惡之因。當然，“二二八”事件也是造成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民族情感”被嚴重割裂的主要因素，所以，如果沒有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本省菁英的殘酷歷史記憶，就不可能延續以后凝聚民進黨人反國民黨的力量。
如果蔡英文不行，誰是民進黨的“真命天子”？
特別是在“二二八”的歷史記憶還未消除之際，蔣介石政權在臺灣又實行“白色恐怖”的統治政策，雖然“白色恐怖”是不分本省人或外省人均遭到同樣的迫害，但因有“二二八”的因素，使得本省人對蔣介石政權更加戒慎恐懼。在“白色恐怖”那一代的本省子弟，幾乎都是被告誡不要去碰政治，甚至連在大學中學習政治也是一種禁忌。
這種情況就造成當時敢去念政治的人，就存有準備去“搞革命”的破釜沈舟心情，跟國民黨世家子弟去念政治是為了準備“接班治國”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就舉一個例子來說吧，一九八○年代我在念東吳大學政治系的時候，剛好碰上黃爾璇教授被國民黨以政治因素解聘的事件，當時我們同學去慰問他，他就說過他念政治系早就有這種心里的準備，所以他在日本東京帝大留學時，就已經跟各國的反對派學生學習革命的理論與反抗獨裁政權手段。
就因被國民黨的政治迫害，黃爾璇后來變成民進黨的創黨秘書長，不祗民進黨的黨綱、黨章是出自他的手筆，民進黨后來的發展也是他幕后一手擘劃而成。因此，國民黨解聘了一個黃爾璇，卻促成后來一個民進黨的出現，這似乎是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的輪回，應該也算是一種歷史的因果吧！
民進黨人的內心世界就一直存在著這種被迫害的想像，即使阿扁執政八年，國民黨也沒有扮演一個“忠誠的反對黨”，他們不斷的利用媒體、群眾運動、貪腐集團的污名化，以及掌握多數議席肆意對扁當局進行杯葛的舉動，就讓民進黨人被迫害的意識更加彌漫，透過這種被迫害意識的蔓延，民進黨人不祗把它擴延到中國大陸的身上，甚至把“中華民族”的感情也一起割裂了，這也是造成民進黨人會“反中”的根源。
再就第二種“政治權力的爭奪”來看，臺灣的政治設計可以說是“贏者全拿”的制度，在經過幾次的修憲以后，政治設計不但沒有“雙贏”或“共贏”的機制存在，甚至已經淪落到“你死我活”的境地，這就讓臺灣政治權力的爭奪要比一般民主制度更為慘烈。在這種“你死我活”的斗爭環境中，二○○○年阿扁獲得政權時，雖然他曾經想作一個“全民總統”，但延續到二○○二年的八月三日“一邊一國”提出以后，阿扁為了維護政權，不得不放棄“全民總統”的期望，回歸到綠營這一邊。
二○○三年下半年提出“正名”、“制憲”的口號以后，扁更是徹底的轉向深綠的世界，一直到二○○四年以“兩顆子彈”當選以后，扁想再當“全民總統”的希望已經徹底的絕滅。當然，扁放棄當一個“全民總統”，也意識著民進黨要跟大陸共存的希望也就此破滅，此后扁不斷的挑起“反中”的情結，不過都是為了維護政權的手段而已，他的內心是否真的“反中”，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法說個準。
在這種“贏者全拿”的制度設計之下，不只扁無法實現作為一個“全民總統”的夢想，馬英九上臺以后，也面臨了同樣的困境。他原先想釋出幾個政治職位給綠營人士，結果一開始選擇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委”就遭到國民黨人的強力反彈。一直到八月初馬英九決定把扁的“公務機要費”機密注銷以后，馬英九想當“全民總統”的夢想大概也就此結束了，想來馬英九的“全民總統”之夢似乎比扁要短暫許多，所以可以預見的，未來馬英九的“總統”之路，在藍綠重回斗爭場域之下，恐怕不會走得比扁順利。
當然，臺灣藍綠的政治斗爭不只存在一般性的政治職位，在學界中的斗爭也一樣慘烈。原本在綠營人士的觀念里，大學都是國民黨家里開的，只要沾染一點綠色色彩，在學界幾乎隨時會遭到排擠，甚至可能因此遭到丟掉飯碗的命運。莊國榮被政大排擠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東吳大學政治系的徐永明放棄原先“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助理研究員的“鐵飯碗”，跑到私立的東吳大學任教，也是因為他的綠色色彩在中研院無法升等副教授有關。
也因學術界不斷上演著權力斗爭的戲碼，使得臺灣的學術界很難出現“大師級”的人物，大多數的學者要么不是作個乖乖牌，卻缺乏創新價值的學者，以便永保飯碗無殃；要么就是全心去搞政治斗爭，這也是另一種保有飯碗之道。這種情況在法政的學界更是激烈，所以以法政學者為主的綠色知識社團，他們激進的程度似乎超過政治界許多，這也是在民進黨休養生息的階段，綠色知識菁英等不及要率先發動“八三○百日怒吼、全民站出來”嗆馬的原因。沒有共存共榮的知識界，斗爭起來的狠勁，絕對要超過政治人物的斗志。
就因知識菁英斗爭的狠勁要超過政治人物，相對的知識團體的約束力量也超過政治團體，這種情形就造成大陸許多臺灣研究單位想邀請綠營學者過去訪問，但有意愿或者敢明目張膽過去交流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因為他們只要往大陸跑，十之八九會被團體視為異端，即使沒被“警告”，大概也會受到團體內異樣的眼光看待，這當然也是李家泉難以實現他的“綠色交友夢”的根本因素。
再說第三種“建立本土生活情境的期待”，在綠營的眼里，他們不是沒有看到中國崛起的景象，只是在缺乏親身的觀察與交流之下，他們對中國崛起的意象倒是充滿著恐懼與排拒的心理，擔心兩岸過多的接觸，將破壞臺灣美好的生活情境，這里面包括民主的政治生活、富裕的經濟生活環境，以及和諧的社會交往關系。
當然，民進黨人對中國的崛起產生恐懼與排拒的心理，問題也不必然出現在他們身上。過去大陸把許多綠營人士列為“黑名單”，阻絕他們想到大陸交往的機會，綠營人士即使想跟藍營人士一樣在兩岸之間來來往往，恐怕也難。所以不瞭解才是造成恐懼的原因，不交往也是造成情感無法建立的因素，這也是綠營人士觀看北京奧運開幕式，無法跟大陸民眾一起感動的原因。
因為對中國大陸不瞭解所產生的恐懼心理，如果再拿謝長廷競選“總統”時所說的話，就更為清楚其中的因果了。當時謝長廷批評馬蕭推動“一中市場”將使臺灣的“男人找無工，女人找無尪，小孩送去黑龍江”，他也批評說如果兩岸實現“一中市場”，臺灣的公園將充斥大陸來的盲流與乞丐，甚至連綠營也出現特種行業將被大陸的女性給占據的說法。
謝長廷的話或許有些危言聳聽，但臺灣底層社會的人民卻是深信不疑，甚至連綠營的知識社群也一樣是這么認為。這個結果是讓他們擔心臺灣“本土的生活情境”將因跟大陸的深度交往而變質，因此，他們總是想方設法的找出各種反對跟大陸交往的理由，極力排擠臺灣跟大陸建立起任何的交往關系，這也是構筑綠營知識社群“反中”的“心理長城”。
綠營新生社團的分類
瞭解綠營“反國民黨”、“反中”的成因之后，那么綠營中的新舊社群，又該如何分類與分辨他們之間的差異呢？我們就把他們分為“派系”、“社”、“會”或“學會”等三種不同的型態來分析。
第一種類型的“派系”。“派系”是傳統中國政治運作最重要的組成要素，也是蔣介石到臺灣之后能夠穩定政權的最重要力量。而“派系”通常是要有一個“家長式”的領導者，他有足夠的權威對派系成員進行權力與利益的分配。
蔣介石到臺灣以后，他就以地方派系掌控臺灣的地方權力，作為鞏固他在臺灣的統治基礎。早期的臺灣每一縣市幾乎都存在兩個到三個以上的地方派系，有的是國民黨刻意制造，有的是因反對國民黨統治，透過參與地方政治職位的選舉，而逐步凝聚成可以對抗國民黨力量的地方派系，比較有名的當然是在臺灣南部的高雄縣“余家班”和嘉義市的“許家班”。
國民黨為了控制地方派系，便在政治職位的選舉上支持親國民黨的派系，如縣市長、議長的選舉，以及給予地方經濟利益的特許經營，如地方信用合作社與客運路線的分配。但對反對他的派系則動輒施予停職、入獄的處罰，如高雄縣“余家班”的大家長余登發幾次選上縣長，也幾次被因故停職，最后并以一個莫須有的“匪諜案”將他入獄。
民進黨內的派系就是受到臺灣地方派系的影響所造成，許多民進黨內的派系領導者都跟臺灣地方的反對派系有關，所以當他們逐步在民進黨內嶄露頭角變成“天王級”的人物之后，也以“家長式”的身份組合成新派系，類似新潮流系、美麗島系、以及后來的扁系、謝系等。由于民進黨內遍布派系，后繼者想在民進黨內有所發展，如果祗是一只“孤鳥”很難成事，所以他們不得不加入各個派系，甚至還要為派系拉進許多的“人頭黨員”才能生存，這也是造成民進黨派系斗爭沒完沒了的因素。
第二種類型的“社”。在綠營中的“社”跟日本的“株式會社”一樣，是一種“組合性”的社團，也是受到日本影響最大的社團，他們比較具有“武士道精神”，所以內部的凝聚性較高，團體的約制力量也相當大。而這類型的“社”可說是綠營中正統的“獨派”，他們包括臺灣社、北社、中社、南社與東社等晚進成立的知識社團，成員大都是以大學的知識菁英為主，其中尤以“臺灣社”的秘書長羅致政更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他們成立“社”的目的跟民進黨內的派系不一樣，派系的屬性是為了爭奪政治權力，但知識社團的屬性卻是為了要宣揚理念而成立，所以這些掛上“社”的知識社團，大概都是一般所俗稱的“臺獨基本教義派”。
當然，“臺獨基本教義派”會廣泛的受到日本的影響，主要還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許多被蔣介石迫害的本土菁英后來都跑到日本發展，他們接受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相信不學習毛澤東以武裝革命來推翻蔣介石政權，根本就無法建立起臺灣人的政權，這方面早期在日本發展的史明所寫下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幾乎就是一部臺灣人跟殖民主義者之間的“武裝斗爭史”，這部歷史也已經變成臺獨基本教義派的“圣經”。所以，在臺灣的綠營社團，祇要是受到日式臺獨影響者，他們就傾向于走“基本教義路線”，也主張要以“武裝斗爭”（街頭的激進抗爭）來對付國民黨的“賣臺”舉動。
所以，“八三○”由“臺灣社”率先發動的“嗆馬”大游行，他們開始發動時就力捧幾乎已經是半個日本人的辜寬敏當龍頭，這里面就是隱含著要以日本武士道精神站出來“嗆馬”的意思。他們不在乎民進黨是否會支持他們“過早”的出擊行動，也不想在該次的大游行中讓民進黨作為主導者，這是因為臺獨基本教義派的知識社群一直認為民進黨執政的失敗，是因對國民黨過分妥協的惡果，如果阿扁執政時敢把類似邱毅那種“造亂者”抓起來，就不會淪落到今天被國民黨“追殺”的困境。
同樣的，也因這群以“臺灣社”為主力的知識社團率先站出來“嗆馬”，這就迫使原先主張要以理性的態度來批評馬當局施政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不得不轉向也要開始“不理性”起來。事實上，民進黨執政的時期，國民黨沒有理性的對待扁，他們同樣可以讓馬英九以高票當選，所以綠營的“社”團，也不相信民進黨理性批評馬英九，就能夠取得人民的支持，特別是在面對馬當局表現之下，綠營唯有勇于站出來“嗆馬”，臺灣才有希望，人民才會回頭支持綠營的重新執政。
第三種類型的“會”或“學會”，他們大致是比較松散的學術組織，意識形態的取向也不像“社”之類的團體那么堅定，所以一般又稱這類“會”或“學會”是“臺派”的團體。當然，“臺派”和“獨派”可以通稱，但如果要嚴格的把他們加以區別，主要在于“獨派”是堅定認為臺灣祇有獨立的一個選項，但“臺派”卻接受阿扁主張過的“獨立、現狀、統一”都可以接受的三種選項。
也因為“臺派”和“獨派”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差異，所以“獨派”的知識分子為了做區別，他們就把組織稱為“社”，不跟“會”或“學會”混淆。在民進黨失去政權以后，臺灣的“社”是以辜寬敏作為精神領袖，這當然跟民進黨五月份選黨主席時有關，當時民進黨內的新潮流系支持蔡英文，讓這些“臺獨基本教義派”的“社”看到民進黨的軟弱，所以后來才會支持有濃厚“臺獨”傾向的辜寬敏。
而綠營中的“會”或“學會”卻以呂秀蓮為領導者，呂秀蓮在擔任“副總統”時就成立了“臺灣心會”、“國展會”等學會組織，后來又跟綠營中比較松散的學會結盟，使得這些學會也逐漸變成一個有力量的知識社團。特別是八月初“臺灣社”主動發起“八三○嗆馬”游行之后，呂秀蓮也開始動了起來，八月八日趁著北京奧運開幕當天，以呂秀蓮為主的臺派學者就串聯十多個學術性社團及智庫籌組“捍衛臺灣論壇”，這些社團包括“國展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臺灣心會、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臺灣國際研究學會、臺灣戰略研究學會、臺灣安保協會等十多個團體。
而這個新組合的“捍衛臺灣論壇”，主事者除了呂秀蓮之外，最重要的幕后領導者就是在綠營中頗為知名的施正鋒，他既是“國展會”的董事長，也是東華大學民族學院的院長。
民進黨劍指何方
寫到這里當然該回到我們的主題了，七月份當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民進黨全代會中宣布“民進黨已經站起來了”之前，謝長廷在先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就說出要“拔劍再戰”的話，不料謝長廷想要“再戰”的興致，卻被扁的一句“天王不擋路”給壓了回去。
扁會壓住謝長廷的“再戰”意志，以他執政八年的經驗，他當然看得準當前臺灣政治發展的趨勢，他的意思顯然是知道民進黨想要再起的力量，已經不在“天王”這一代，力量其實已經逐步移轉到新生的社團身上，這一點臺聯黨主席黃昆輝也看到了，但他比扁看得更準確的地方，就像他在八月初接受臺灣《自由時報》訪問中所說的：“現在蔡英文當主席，其個人比較溫和，媒體關系良好，聲望支持度不錯，但是民進黨的支持度卻未同步提升，這代表要有新的力量來幫忙，與民進黨、臺聯黨的力量共同結合起來，為代表本土價值的政權催生，重新再站起來”。
事實上，蔡英文的軟弱卻是綠營知識社團的普遍共識，面對馬英九的無能與柔弱，民進黨如果祗寄望蔡英文來帶動民進黨重新站起來，力量顯然是不夠的，所以綠營中必須有新生的領袖來真正推動民進黨的再起。當然，要找綠營中的新生力量，在民進黨的“派系”內除了蔡英文之外，放眼望去似乎沒有再更適合的政治人物，畢竟他們不是背負著阿扁失去政權的十字架，就是被黨內的派系相互牽制住，大家都已經動彈不得。
那么未來綠營中可能出現的“真命天子”又在哪里呢？許多人其實已經在遙指“臺灣社”的秘書長羅致政，以及“國展會”的董事長施正鋒，唯有他們能夠以新生力量把“社”和“會”兩大聯盟結合起來，并以知識菁英作為民進黨內新生的主力部隊，民進黨也才有真正站起來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