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沉痛悼念中共臺灣隱蔽戰線的“活字典”徐懋德老伯
徐博東第二次去天津拜訪徐懋德老伯（2012年10月31日 邵寶明攝）
2018年2月19日，大年初四晚上，藍博洲兄突然發微信告我：17日晚11時，徐懋德前輩過世了。噩耗傳來，心情甚為沉痛，但并不感到意外，畢竟徐老伯已經98歲高齡，兩天前給在汕頭的陳仲豪老伯電話拜年，他剛告我：天津的徐懋德已經病危，住進了醫院，所以我多少還有點心理準備。
說來我跟徐老伯只見過三次面。第一次記得是在“文革”后期，我父親剛從“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他囑我去一趟天津，代他探望生病的徐老伯。那是我第一次去天津，也是第一次見到父親經常向我提到的、他在臺灣和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時的老戰友、老領導徐懋德老伯。當時，徐老伯一家幾口人擠住在一間面積不大的沒有衛生間和廚房的筒子樓一層房間里。室內只有幾件簡單陳舊的家具，生活十分清苦。后來聽說，徐老伯當了天津市的首任臺辦主任。再過了幾年，我也涉入了對臺研究的圈子，可因為忙，一直沒機會去天津探望他老人家，向他求教。
直到2008年10月之后，我已經退休在家，不再擔任北聯大臺灣研究院院長，時間寬裕了許多，天津涉臺系統的老朋友邵寶明，一再盛情邀約我去天津講學、參訪。2012年10月底，我這才又趁去天津講學的機會，第二次順便去拜訪了徐老伯。那時，徐老伯已高齡91歲，但身體還很不錯，精神矍鑠，見到已經過世多年的老戰友的孩子，他很高興，和我談起臺灣問題來，思路清晰，頭頭是道，見解精辟。只是雙手已經微微有些發抖，頭歪向一邊。他夫人顧孟琴說，這是因為得了老年性帕金森病的緣故。
又過了一年多，2013年的12月23日，我和從臺灣來的好友――臺灣地下黨研究專家藍博洲先生約妥，第三次去天津專程拜訪徐懋德老伯。那時徐老伯已經92歲高齡了，帕金森病進一步加重，手抖得更厲害，頭偏得更歪了，可是一見到我們來，依然是神采奕奕，十分健談，記憶力依然很好。我們向他請教當年臺灣地下黨的許多具體問題，他都不厭其煩，一一詳加解答。
他告訴我們，他和他老伴顧孟琴是相差4歲的表兄妹，小時候分別在蘇州和南京讀書，彼此并沒見過面，后來“逃日本”時都逃到上海才認識、結婚。他們兩人分別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建筑系和東吳大學化工系，受當時進步思潮的影響熏陶，在學校里都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
徐老伯說：“1947年12月，當時我在蘇州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因為身份暴露，組織上決定讓我撤出蘇州。當時華東局在淮安，撤出來的人中，有人被安排去了大別山根據地，我們兩個也很想去那里，可是組織上找我們談話，說臺灣需要人，要我們夫婦倆去臺灣工作，我們當即表示無條件服從組織的決定。當時蔡孝乾正好到上海向組織匯報工作，我們就和蔡孝乾一起去了臺灣。到臺灣后，我化名‘李潔’，組織上讓我擔任省工委下屬的學委會委員，負責搞學生運動。1948年初，組織上安排我與基隆中學地下黨聯系。當時基中地下黨書記是鐘浩東，支委是陳仲豪和鐘國輝。那時候，你父親已經離開基中，到臺中去當國民黨的縣黨部書記長了。”徐老伯用手指著我說。“幾個月后，蔡孝乾又改派別人負責基中的工作。當時基中的陳仲豪和林英杰負責編印《光明報》。”
徐老伯告訴我們說，“臺灣地下黨有好幾個系統，相互不聯系，其中屬于華東局系統的臺灣省工委是主要的，還有福建省城工部系統，屬于廈門地下黨，其他零零星星的也有。”
談到臺灣地下黨為何被破壞得那么嚴重，徐老伯不無感觸地說：“臺灣地下黨吸收黨員從一開始就不嚴格，這是受舊臺共的影響，因為舊臺共屬于半地下，一向對考查、吸收黨員不太嚴格，警覺性不高。后來又因為形勢的需要，突擊發展了一大批黨員，質量更難以保證，所以很容易出問題。”
談到李登輝當年退黨的問題，徐老伯說：“李登輝要求退黨，組織上派我去和他談話，希望他不要退，我先后兩次找他談話，他堅持要退。他說他當初看過不少河上肇介紹馬列主義的書，一時沖動就參加了黨，后來考慮到這不是好玩的。他承諾退黨后會保守秘密，同時也希望黨組織給他保守秘密。后來李登輝被抓進去又很快被放出來，當時蔡孝乾等人聯名公開登報號召尚未被捕的地下黨員出來‘自新’，或許李登輝是聽從了蔡的話而去‘自新’的吧？”
徐老伯還說：“臺灣地下黨被破壞后，組織上曾設想仿照華東局的模式，省工委撤往香港，成立新的機構，領導臺灣的工作，認為這樣比較安全。”
至于蔡孝乾被捕的事，外界有各種版本的傳聞，徐老伯說：“1950年1月上旬李蒼降被捕，蔡孝乾帶著他的小姨子馬雯鵑從家里出來，可能是躲藏在黃天（老臺共）的家里，工作上則通過簡吉和我聯系。1月下旬，蔡說他跑出來快一個月了，他要回家去看看怎么樣了。我勸他不要去，他就讓林英杰代他去看。我本來約好與蔡見面的時間沒見到面，兩次都沒見到，我跟林英杰約好見面也沒見到，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到1月29日，簡吉告訴我，蔡被捕了。我正考慮怎么辦？簡吉又來通知我，說蔡跑出來了，約我見面。2月3日左右，我和蔡見了面，蔡告訴我他是怎么被捕的。他說他讓林英杰到他家去看看，林去看過后回來跟他說，門鎖得好好的，沒什么異樣，他這才回去，沒想到這時候已經有人守在那里了。”
徐老伯接著說：“和蔡見面時我很警惕，注意觀察是不是有人跟梢，并沒發現。蔡說，敵人抓到他后并不知道他的確切身份，只知道他是共產黨的大干部，對他還比較客氣，沒打沒罵。問他的事情，凡是敵人已經知道的他都照實說，比如郭琇琮、張志忠、林英杰等都已經被捕，他也不否認。這時候突然拉起了警報，蔡說這是針對他的，得趕快走，并約好第二天在中山北路再見面。”
“次日，我和蔡再次見面，倆人騎著自行車邊騎邊談。他說他被關了好幾天，他對看守說，他原來是打算去香港的，行李放在一家木材廠，里邊有金條，可以去取出來送給他們。四個看守一聽，很高興，就押著他去取金條。到了木材廠（老板叫黃財，地下黨員），兩個看守跟著他進去，另兩個在門口守著。木材廠里堆積有大量木材，他就趁機從側門逃走了。然后就去找簡吉，要他通知我和他見面。”
徐老伯說：“聽了蔡講他逃跑的過程，我當時半信半疑，但主要還是相信，不然和他見面我肯定也會被捕。后來的說法，說蔡第一次被抓后就叛變了，特務帶著他去抓人，蔡趁機跑掉了等等，這恐怕是看守為了減輕責任編造的。”
“當時蔡還對我說，林英杰已經被捕，讓我把工作關系交給李小井，并讓我告訴洪幼樵不要走了。我說我不認識洪，怎么通知？蔡說那就算了！你呢，快點走！并讓我到香港后向萬景光匯報組織被破壞的情況。”
“蔡后來跑到阿里山，敵人講是黃天被捕后供出了蔡的行蹤，于是當年3月中下旬，蔡在阿里山竹崎第二次被抓（徐注：竹崎是嘉義山區的一個偏僻村子，我一個臺灣好友的岳父家就在竹崎，大約二十年前的春節期間，我曾跟著他去過這個盛產檳榔、柑橘等水果、風景十分秀麗的山村，但當時我并不曉得這就是蔡孝乾被捕的地方）。據說蔡非要從阿里山下來去接他的小姨子（我們叫她‘小馬’，蔡與他小姨子有曖昧關系，蔡的妻子因此和蔡分手，返回了大陸老家），結果蔡再次被捕……”
徐老伯又說：“1950年3月，蔡孝乾曾經派黃天去香港匯報他第一次被捕的情況，所以敵人說黃天失蹤了一個月，后來黃回到臺灣，不久之后被抓。蔡的交通員劉青石，又名劉英昌，逃到香港后，被萬景光派回臺灣，要他設法把蔡孝乾從臺灣撤出來。劉返回臺灣后，想辦法搞到了一條去日本與那國島的走私船，但蔡孝乾怕有危險，不敢上船，隨后不久，蔡就再次被捕了。”
那么，徐老伯夫婦倆人又是如何脫離虎口從臺灣撤出來的呢？徐老伯說：“我在臺灣呆不住了，1950年3月15日，我們夫婦倆人乘坐客輪先到澳門，然后再到香港。當時英國已經承認新中國，中英兩國建立了‘代辦級的半外交關系’，香港不讓臺灣人入境，而澳門不需要入境證，所以繞道澳門再轉往香港。”接著徐老伯又指著我說：“你父親是早我幾個月撤到香港的，到香港后萬景光領導我，我領導你父親，你父親領導潘澤國（注：又名潘淵靜，后在臺盟中央工作）。當時你父親在香港的主要工作，一是了解臺灣地下黨被破壞的情況；二是臺情研究；三是了解在港臺灣人的情況并做他們的工作。”
徐老伯還特地告訴我：“你父親從香港撤回上海是我通知他的。之所以讓你父親撤回上海，除了在香港的臺灣特務偵知他在香港的活動，有可能對他不利之外，主要還是因為他留在香港已經沒什么事可做了。”
…………
那天，徐老伯似乎格外興奮，侃侃而談，大約談了兩個多鐘頭之后，我們怕他太累，起身要告辭，沒想到他老人家卻說：“等一下，我還沒說完呢！”硬是留下我們又說了好一會兒話，并照完像后才讓我們走。我把帶來的拙著四卷本《臺海風云見證錄》送他，請他賜教，他很高興地收下了，還饒有興趣地翻開書本向我問這問那。出門后，博洲兄感嘆說：“上次我來采訪他，他很謹慎，話沒那么多，今天大概是見到你這位當年老戰友的孩子，所以才放開來談!”我想，這或許是徐老伯早年從事隱蔽戰線工作所養成的“職業習慣”吧！
據我所知，晚年的徐老伯，他所心心念念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希望我們黨能夠早日編寫出一部全面、客觀、公正、權威的《臺灣地下黨史》，所以他老人家不顧年事已高，病魔纏身，除了一次又一次頻繁地接受來自各方面的采訪之外，還拖著病體親自撰寫回憶文章，給后世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資料。
歲月無情，人生有限，徐懋德老伯的仙逝，使我們失去了又一位德高望重的當年臺灣隱蔽戰線的“活字典”。前輩未竟的事業——祖國的完全統一與繁榮富強，后輩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來承擔！
讓我們祈祝徐懋德老伯一路走好！
徐懋德老前輩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徐博東
2018年2月22日于北京
（作者：徐博東，著名臺灣問題專家，曾任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
徐博東第二次去天津拜訪徐懋德老伯（2012年10月31日 邵寶明攝）
自左至右：徐博東、顧孟琴（徐懋德夫人）、徐懋德、藍博洲（2013年12月23日 攝于天津徐懋德寓所）
自左至右：徐博東與徐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