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工作時，孫鳳鳴（右一）深入基層調研。人民視覺

　　1983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孫鳳鳴毅然選擇去西藏工作；1991年，在西藏工作8年期滿，他選擇繼續堅守高原；2007年，他因嚴重的高原心臟病調回內蒙古工作，仍然不間斷地資助著在西藏的孤兒。2015年2月，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原黨組成員、副院長孫鳳鳴因患胰頭癌病逝，享年53歲。臨終前，他囑咐家人將自己的一半骨灰撒在西藏的山川河流。

　　工作33年，有24年在西藏，他把一腔熱血奉獻給祖國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詮釋著一名黨員干部對祖國和人民無悔的忠誠。

　　北大畢業選擇到西藏工作，76個區縣跑了75個

　　1983年的畢業季，來自內蒙古草原的孫鳳鳴主動作出了到西藏工作的人生抉擇。

　　“那個時候大學生非常稀少，北大畢業生更不用說，但他既沒有留在北京，也沒有回老家，而是要求到西藏來。”西藏自治區公安廳原黨委委員班典告訴記者，北大法律系畢業的孫鳳鳴是塊“香餑餑”，一入藏就被自治區公安廳安排到辦公室研究科工作。

　　入藏后，孫鳳鳴大部分時間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工作。他克服高寒缺氧的困難，走崎嶇山路，穿戈壁荒原，過泥濘險灘，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履職盡責。“西藏122萬平方公里有76個區縣，2007年孫鳳鳴離開時已跑了75個。當時的墨脫縣還沒通公路。他的許多調研成果都是用雙腳走出來的。”在班典眼中，孫鳳鳴是一個特別能吃苦的年輕人。

　　孫鳳鳴剛參加工作時住在單位宿舍，一張床、一張桌、一把椅子就是全部家當。他當年的同事說，那時候，孫鳳鳴的宿舍連暖水瓶都沒有，他就在早餐時多買一碗稀粥帶回來當水喝，但從未跟人訴過苦。“我從小到大在家里也沒有享受過，也沒覺得生活落差特別大。”孫鳳鳴曾說，吃苦是一種應該去享受的體驗。

　　孫鳳鳴的妻子卓嘎回憶，有一次孫鳳鳴剛剛做完痔瘡手術就要馬上出差，盡管他的領導、主治醫生及家人一再反對，他卻一再堅持。山路崎嶇，2000多公里，汽車顛簸得厲害。途中，尚未愈合的傷口不斷在出血，但孫鳳鳴硬是挺了下來。“孫鳳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把青春年華都獻給了西藏。”西藏自治區政法委原書記子成說。

　　扎實工作不畏艱險，深入調研提出獨到見解

　　上世紀90年代的西藏，治安、刑偵工作力量十分薄弱。孫鳳鳴在那曲、山南、昌都、日喀則等地整整調研兩個月，為召開公安刑偵和治安工作會議作準備。

　　西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培中曾任西藏自治區公安廳廳長，與孫鳳鳴共事過。“當時調研要走317和318國道，當走到昌都的時候，因為大雪封山，要從青海的玉樹開車過去。路上，擋風玻璃被山上的落石砸碎了。在沒有擋風玻璃的情況下，汽車行駛了500公里。”他回憶道，“那個時候，正因為這樣的精神，孫鳳鳴才把西藏的公安刑偵工作、治安工作基礎打得非常好。”

　　為調研非法出入境問題，孫鳳鳴跑了近2萬公里，遍訪海拔4800米的阿里地區和日喀則市的9個邊境縣，形成“堵源截流、打頭（蛇頭）斷線、專群結合、依法打擊”綜合治理辦法的調研報告。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對此報告高度重視，西藏自治區公安廳駐日喀則非法出入境收容審查遣送站（現為反偷渡偵查總隊）也由此獲得批準成立，有效遏制了非法出入境的蔓延態勢。此后，公安部還向全國推廣此次調研形成的經驗做法。

　　生活樸素奉獻愛心，十多年里資助十多名孤兒

　　堅守多年，孫鳳鳴患上嚴重的高原心臟病，他無法繼續在西藏工作。2007年，孫鳳鳴調回了故鄉內蒙古。雖然走下雪域高原，他的心卻一直牽掛著西藏。他經常跟內蒙古的同事說，有機會跟我去西藏，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孩子們。孫鳳鳴說的孩子們，是他在西藏收養資助的孤兒。

　　2002年，孫鳳鳴、卓嘎夫婦從一則新聞報道中看到，一名叫達珍的藏族婦女在拉薩成立了一家名叫德吉（藏語，意為幸福）的福利院，用微薄的收入供養孤兒。當時，福利院已經收養了20多名孤兒和殘障兒童。孫鳳鳴夫婦立即前去看望，并在隨后5年時間里，先后領養了院里的10個孩子，承擔起他們的生活、學習費用。2007年，孫鳳鳴調回內蒙古工作后，他和妻子仍然繼續資助孩子們。

　　2008年，孫鳳鳴夫婦資助的3個孤兒同時考上了大學，夫妻倆高興地從呼和浩特趕回拉薩，為孩子們慶祝。就在那時，他們又領養了剛出生不久的棄嬰旦次。許多人不知道，當時的孫鳳鳴在呼和浩特的房子還是借錢裝修的。

　　如今，8歲的旦次最大的愿望是：“長大后像爸爸一樣，當一名警察。”在他的心里，孫鳳鳴爸爸就是一座山峰。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孫鳳鳴囑咐妻兒，把自己的骨灰分成兩半，一半葬在父母的墓旁，一半撒在西藏的雪山河流。他因為未能在父母身邊盡孝而愧疚，也因為對西藏的熱愛，把自己看作高原的兒子，永遠與高原為伴。